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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维藩简介]： 　　1961年7月10日生，汉族，浙江省桐乡市人。1986年复旦大学中文系中国古典文献学硕士研究生毕业。同年任华东政法学院语文讲师， 1993年到上海译文出版社工作，现任文学编辑室副编审、《外国文艺》杂志副主编。 　　在出版社期间担任多种文学图书的责任编辑，其中《村上春树文集》累计印数200余万册，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影响。文集中的《挪威的森林》获2001年全国优秀畅销书奖和上海市图书二等奖，《海边的卡夫卡》获2003年全国优秀畅销书奖和上海市图书二等奖。参与总字数达1200万字、国内规模最大的综合百科型《日汉大辞典》的编纂并担任责任编辑，该辞典获2003年亚太出版商联合会（APPA）综合文学图书金奖和上海市图书一等奖。在《外国文艺》杂志上编辑120多位当代日本作家的作品，约200万字，其中绝大部分作家为国内首次介绍。个人发表有译著2部、古典文学研究专著1部，古典文学鉴赏文章200余篇，及翻译作品若干篇。 　　

我们从来不搞回顾与纪念，从来没有编写过功劳簿；我们只有站直了，眼睛盯着正前方，一眨不眨地寻找我们的猎物

龙源期刊网：《外国文艺》创刊前后思想文化界发生了哪些变化？《外国文艺》创刊伊始在封底上印着“内部发行”，是什么时候开始面对大众的？请您介绍一下这本有着28年创刊史的杂志。

沈维藩：回顾《外国文艺》 的历史对我来说是个难点，《外国文艺》发轫于1978年，而我到编辑部是1993年，创刊时期的编辑人员许多我都没有见到，毕竟他们都是“文革”的劫后余生者，创刊时的年纪已经不小，我来时他们大多已经退休。我甚至不知道创刊号封底印有“内部发行”，虽然我看过这一期。那是作为资料保存的厚厚的合订本，不容易翻到封底。所以，今天还是贵方给我这个“副主编”上了一课，一则感谢，二来惭愧。 　　不过，这也不妨说是我们刊物的一个特点，虽然已经28年了，可以自称“老字号”，但我们从来不搞回顾与纪念，从来没有编写过功劳簿。既然没有功劳簿可躺，那我们只有站直了，眼睛盯着正前方，一眨不眨地寻找我们的猎物。我来到编辑部，也没有同事给我上过历史课，他们关心的是下一期我能够拿出什么稿件来。全世界每天都有那么多新作品涌现，时间对我们来说永远是紧迫的，我们的面前永远只有下一期，没有余暇回头看、品味“成就感”。我想，这本小小的、在如今的商品经济社会里只能算做亏本买卖的刊物能够坚持到现在，从编辑人员的精神一面上说，这是主要原因。 　　虽然印着“内部发行”，但《外国文艺》一开始就是面向大众的，“内部发行”可能只是个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策略问题。由于“文革”的关系，在《外国文艺》创刊前，外国、尤其是西方文学与我们之间隔着一道墙，《外国文艺》则在墙上开了个窗口。今天这道墙上已经门户大开，窗口到了可有可无的程度，但那时，所有的人都拥挤到窗口前，只有在那里才可以看见外面的世界，一本杂志骤然间达到了发行十多万册的盛况。如今，《外国文艺》已经是个发行几千册的不起眼的小刊物了，但外国文学译本却成为书店里不可缺少的大宗商品，而其中许多现在为人熟知的外国作家，他们的名字第一次登陆中国，就在《外国文艺》上面。要说《外国文艺》的功绩，那就在此处，没有这个窗口，就没有今天的门户大开。 　　

龙源期刊网：诞生、成长于素有文学翻译摇篮之称的上海这片土壤，《外国文艺》是否具备一些得天独厚的条件？

沈维藩：这是显而易见的。正因为是在上海，我们有中国一流的翻译家队伍可以依靠，有庞大的资料来源和线索，最重要的是，我们有高素质的读者。 　　

龙源期刊网：“在我们还处于蒙昧状态时我们并不是不会感受，只是我们无以名状这些感受，也无以对应这些感受，于是我们会感到恐怖。如果一旦有种思想告诉我们这个世界的人都在感受着与我们相同的苦恼和焦虑，或者告诉我们作为一个人本该就是这样感受着苦恼与焦虑的，那么，我们突然会对自己拥有了崭新的理解，原来像是打量一个陌生人那样的眼光会变得温柔，因为你最终发现了这个陌生人就是你自己”，这是一位老读者对《外国文艺》创刊号的感受。时隔28年，您再翻阅这本杂志，您又是什么感受？

沈维藩：这位老读者说的是刚刚站到窗口前的感受，我羡慕他曾经拥有过这样的文学幸福感，犹如饥饿之人面对着突然属于他的盛宴。我遗憾自己没有也不会产生这样的文学幸福感，因为我生也晚，当我接触《外国文艺》时，已经是门户大开的年代了。 　　

龙源期刊网：创刊伊始，比之“老大哥”——《世界文学》照顾亚非拉等第三世界作家作品的端庄沉稳、兼容并包，《外国文艺》则更多地关注欧美“新小说派”及带有“后现代”色彩的名家新作，更注重从作家内心体验的角度选收作品。经过28年的发展，《外国文艺》的风格有什么变化？近期会不会有新的调整？

沈维藩：《外国文艺》从2003年起改版，由32开改为16开，这样的开本带来的变化是便于连载长篇小说而不给读者以版面拥挤感。除此以外，28年来杂志的风格没有什么变化，我们没有理由改变自己的纯文学、高品位的办刊宗旨。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国内能够坚持像我们这样做的杂志已经所剩无几，我们有责任坚守下去。 　　

龙源期刊网：介绍当代外国文艺为《外国文艺》的主旨，外国文艺是一个非常大和笼统的文艺范畴，具体《外国文艺》是如何操作的？所鳞选的外国文艺作品有什么标准？获国际重大奖项的文艺作品是否为必选作品？

沈维藩：一般说来，我们选择的作家基本上是在该国已经有名望的，少数是有潜力的新锐作家，选择的作品是能够代表他的风格的，标志是得过重要的文学奖项，或者在该国久负盛名的文学刊物如美国的《纽约客》、日本的《文学界》上发表的。不过，文学翻译和创作一样，说到底是个人的事业，这个作家在，就有这种风格的小说，这个翻译家在，就有他关注的国家、语种的译本源源不断地问世，他们是无可替代的，不能批量生产的。 　　确实，“外国文艺是一个非常大和笼统的文艺范畴”，一本杂志的几个编辑肩负不起这样的重任。虽然我们也在密切关注文学动向，也发现新作品并组织翻译，但更重要的是依靠翻译家，有了他们，观点、建议、选择标准和至关重要的稿件都有了。 　　获国际大奖的作品当然是我们的首选，但“必选”不能做到，因为这里有时效、版权、内容、版面和译者的精力等诸多因素的牵制。但诺贝尔文学奖每届我们都在第一时间推出专集介绍，这是我们一个值得自豪的传统。 　　

龙源期刊网：跟紧现当代外国文学前行的步子，《外国文艺》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沈维藩：1、与专家学者密切联系，及时获取信息。 　　2、自己时刻留心。我们的编辑都懂外语，这是我们的优势。我们订阅了许多外国文学刊物，可以找到相关的资料和原作。近来有了网络，那就更方便了。 　　3、近年来我们与某些外国驻华使领馆和文化机构取得了联系，可由他们提供本国的优秀作品。 　　

龙源期刊网：均以介绍外国文学为主，《外国文艺》区别于《世界文学》、《译林》、《当代外国文学》在什么地方？同属于上海译文出版社，《外国文艺》和《外国文艺·译文》有哪些不同？《外国文艺》和中央电视台同名的栏目，有哪些相同处及不同处？

沈维藩：《外国文艺》的特色大致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一是所介绍的作家比较新，以在世作家居多；二是基本上不重复介绍，至少不会在三五年里重复介绍，每期大多是新面孔；三是着重刊载作品，评论等不占主要地位；四是介绍发达国家的作品较多；五是注重作品的创新性和探索性。 　　与我们相比，《世界文学》更全面地介绍了世界各国的作家，《译林》刊载的作品可读性更强，《当代外国文学》更注重文学评论，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外国文艺·译文》涉及到更广泛的文化领域，风格也比较时尚，与我们是互补关系。 　　中央电视台的《外国文艺》我看得不多，印象里是以艺术介绍为主。 　　

龙源期刊网：纯文学翻译和其他翻译有哪些不同？请您介绍一下《外国文艺》译者的阵容，他们的译笔有什么风格？

沈维藩：差不多所有的国内知名翻译家都在《外国文艺》上发表过译作，那可真是“不胜枚举”，得另外写专文介绍。一般在媒体上见得到的翻译家就不多说了，我只想提两位长年为我们杂志提供稿件的先生。一位是中国社科院的朱景冬先生，我们主要的拉美文学作品都是他翻译的，从而使这个大洲新兴的文学多年来一直没有脱离读者的视线；一位是中国美院的欧阳英先生，我们的“美术家与作品”栏目的所有文章和艺术品照片都是他提供的，十多年一以贯之。在这里，我要向他们表达深深的敬意。 　　至于纯文学翻译和其他翻译的不同，首先当然要有对文学的洞察力和驾御语言的功力，有深厚的中文功底，这些就不多说了。还有一点不太为人所知的是，纯文学作品许多是具有语言探索性的，翻译时更应注重保持原貌，即使那些探索未必成功，也要体现出探索的痕迹，切不可为了追求中文顺畅而抹杀之。在这里，大致可以辨别什么是纯文学翻译家，什么是通俗文学翻译家。 　　

龙源期刊网：小语种翻译一直是摆在目前我国文学翻译者面前的一道难题，目前许多小语种翻译面临着后继无人的困境。对此，《外国文艺》有没有采取什么措施？

沈维藩：这恐怕不是一本杂志所能承担的任务。 　　

龙源期刊网：外国文学刊物上刊载的主要是英、美、法、日、印等国的文学作品，对非洲、亚洲、拉美等一些小国等文学作品介绍很少或从不涉及，以至国人对这些国家的文学作品了解甚少甚至一无所知，其原因何在？《外国文艺》有没有考虑过对此多做一些介绍？

沈维藩：这得分两方面来说，一方面，是语种翻译缺人的问题，另一方面，有些地区文学也确实有欠发达，难以得到发掘、介绍、推广。如果确实发达起来了，首先西方的文坛不会遗漏，我们也不会不加以追踪，拉美文学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我们的态度是不放过任何线索，即使是转译。这几年，我们也发表过阿联酋、土耳其、越南的作品。不过，线索实在太少了。 　　

我感到一丝悲哀——为什么《外国文艺》那么多 “首先介绍”的作家都没有引起关注？难道他们都比村上春树差？还是我们的视线太功利？

龙源期刊网：《外国文艺》自创刊以来，先后介绍了劳伦斯、萨特、纳博科夫、博尔赫斯、马尔克斯、略萨、艾略特、吴尔夫、大江健三郎、帕维奇等数百位外国重要作家，他们的作品及思想对中国文学产生哪些影响？近年来，《外国文艺》推出哪些对中国文坛产生重要影响的外国作家及作品？

沈维藩：要回答这个问题，得做一篇大文章。我只说一件事。上海译文出版社成立20周年时，出版了一本《作家谈译文》，里面有几十位当今中国文坛的风云人物写了他们与译文社出版的图书、刊物的关系，而其中有不少作家都认为，自己走上创作道路，是因为看了译文的书，也有的作家说，因为看了这些作品，他们产生了身为作家的幸福感（我也产生了幸福感，因为其中有一篇是我发掘出来的）。总之，如果说上海译文出版社包括《外国文艺》改变了中国作家的版图，怕也不算过甚其辞吧？ 　　近年来《外国文艺》这扇小窗的影响小了，中国作家的眼界也开了，就是诺贝尔文学奖也未必能够震动他们。所以，我们推出的重量级外国作家不在少数，但要说“对中国文坛产生重要影响”，那就没这个胆量说了。我们刊登的《哈扎尔词典》倒是引发了《马桥词典》的官司，不过那不是个好例子。 　　

龙源期刊网：在上个世纪80年代，《外国文艺》是第一个在中国大陆介绍村上春树小说的期刊；而在《外国文艺》21世纪第1期的头版头条，放置的是村上春树的转折期之作。据悉，上海译文出版社又获得村上春树17种小说的版权，将在今明两年在《外国文艺》上隆重推出《村上春树文集》。村上春树何以如此受《外国文艺》青睐？

沈维藩：首先介绍村上春树是我们的骄傲，但我们“首先介绍”的作家太多了，村上春树只是后来走红，才引起了大家的关注。从这点上说，我又感到了一丝悲哀——为什么那么多 “首先介绍”的作家都没有引起关注？难道他们都比村上春树差？还是我们的视线太功利？ 　　村上春树作品到现在已经出版了31部，但那是出版社层面上的事情，作为杂志，《外国文艺》对村上春树并没有特殊的照顾。村上春树的地位够得上上头版头条，但放在21世纪第1期只是偶然。 　　

龙源期刊网：继长篇小说《天黑以后》之后，村上春树最新作品、短篇小说集《东京奇谭集》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引进出版， 不久前亮相于上海书展，作为这部小说集的责任编辑，请您介绍一下它的情况，它的看点在什么地方？《外国文艺》有没有考虑刊登它？

沈维藩：《东京奇谭集》已经出版，但《外国文艺》对此没有报道。我们有太多的作家需要介绍，不可能老是为村上春树留出版面。村上小说固然写得很出色，幽默，有趣，异想天开，但我觉得他的长篇比短篇更好，他更适合写长篇；再进一步说，他的思想更适合在长篇里体现。短篇往往是他两个长篇之间的调剂，也就是“换换脑筋”，以游戏之作或探索之作居多，现在《东京奇谭集》也是如此，游戏和探索（对偶然性和偶然中的必然的探索）兼而有之，但还没有形成思想性的“答案”，我更期待他的下一部长篇。 　　

龙源期刊网：著名存在主义哲学家、文学家萨特是中国“80年代新一辈”的精神情人，他的以“自由的选择”和“自由的思想”为内核的“自由”学说，成为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的思想资源之一。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许多的人，迄今都清楚地记得，1980年萨特去世时在《外国文艺》上看到萨特葬礼的照片时所感到的震撼：树上、房顶上到处都是人。萨特究竟有什么样的魅力让万人空巷来送别他？

沈维藩：由我来评价萨特的魅力是不合适的。我是学中国文学出身的，后来转向日本文学，欧美文学是我的弱项。我们刊物的“责任编辑”是真正的责任编辑，因为每人只能懂一种外文，所以稿件就是责任编辑说了算。我虽然挂个“副主编”的头衔，其实只是把他们的稿件收拢来，安排个编发次序，可以说是个大编务。除了当代的日本文学，我说不出比他人更有分量的言辞，免了吧。 　　

龙源期刊网：2005年6月23日是萨特一百周年的诞辰，文化界及各媒体都用各种方式纪念他。当时，作为中国最早刊载萨特作品（萨特的《肮脏之手》于1979年刊载于《外国文艺》上）的刊物——《外国文艺》有什么动作？像这样刊载一个作家去世的消息，对《外国文艺》来说，是寻常的，还是不寻常？

沈维藩：前面说了，我们这些编辑的习惯是眼睛朝前，不停地捕捉新的猎物，已经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如果他没有崭新的、风格转变的作品问世，我们就没有余暇去关注他。有限的版面要留给新发现的作家，应景的纪念活动不在我们的考虑范围之列，即使他是萨特。当然，如果碰巧遇上了，也无妨这么说说，例如我们出的纪念德国作家伯尔的专集。所以，我们对萨特百年诞辰也没有报道，这符合我们的风格。 　　

龙源期刊网：匈牙利作家凯尔泰斯原本在中国默默无闻，从未被介绍过，荣膺200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后，一下子成为文学界、出版界关注的对象。《外国文艺》有没有推出过他的作品？

沈维藩：《外国文艺》为凯尔泰斯做过专集，内容相当丰富。我们的惯例是作家当年得诺贝尔文学奖，杂志在次年第一期出专集。一般诺贝尔文学奖是在每年9月发表，扣去排版印刷时间，我们的时间是很紧的，不过从来没有拉下过一期，这也是我们的骄傲之一。另外，上海译文出版社还出版了凯尔泰斯的长篇小说《无命运的人生》。 　　

外国文学善于展示不同的人物的同时，把人物身上的“抽象的人” 的共同点寻找出来；中国文学则往往强调了人物的不同面

龙源期刊网：请您介绍一下外国文学当前的状况。读外国文学的好处在哪里？

沈维藩：这又是一篇大文章，不好回答。就纯文学领域而言，我总的感觉是，文学发展到今天，可以突破的地方实在太少了，但那些外国作家还是“不死心”，还要不倦地尝试，要写出与他们的前人不同的东西，哪怕事实证明并不成功。 　　所以，读外国文学最大的好处，我觉得是能够让人始终保持对这个世界、这个人类的新鲜感，让你觉得这个世界和人类远远没有被认识透彻。当然，尝试太多，产生的副作用是作品趋向于晦涩，离大众远。但我想，“大众”的水准也是动态的，应该对未来的大众抱以期待。 　　

龙源期刊网：80年代中后期，多家出版社陆续翻译出版了“新小说”派四大干将的小说，尤其是罗伯·格里耶的作品，几乎是有一部就翻译一部，有些译本还不止一种，对“新小说”的介绍达到了一个高潮。如何理解“新小说”这个概念？20多年过去了， “新小说” 当今在中国的际遇如何？

沈维藩：当罗伯·格里耶在中国流行的时候，我还在埋头于中国古典文学，等他流行过了，我又埋头于日本文学，因此对他知之甚少，谈不出什么有分量的东西。罗伯·格里耶现在仍然在年轻人里有影响，对中国作家也是如此，据说余华就很像他。不过这些都是道听途说之词，我没有研究，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也看得很少，再精确些的结论不敢下。 　　

龙源期刊网：除了“新小说”外，世界文坛有影响的文艺流派还有心理小说、黑色幽默、荒诞派戏剧、存在主义、意识流、魔幻现实主义、先锋派艺术等等，他们的作品在改革开放被陆续翻译到中国。他们给中国读者带来什么样的冲击？请您介绍一下这些文艺流派。目前它们在国内的发展情况如何？

沈维藩：这些流派与罗伯·格里耶的命运大致也差不多，刚进来时引起轰动，时间长了，大家也习惯了，虽然能够继续发挥影响，但“力压群芳”怕是办不到了。中国的读者已经成熟，不再像国门刚刚打开时那样见一样惊诧一样，要震撼他们已经不太容易。当然，如果下一番功夫，还是可以办到轰动一时的，例如我们出版社前两年重新出版米兰·昆德拉，但这也只能偶一为之，出版社要推出的新作家太多，不可能把主要精力放在“回顾”上。 　　

龙源期刊网：有人说，中国的东西多为写实，是写实主义，有什么就写什么，没有什么就不能再写，所以中国小说故事多，情节强，并且，很大的毛病还在于，读完之后，似乎觉得并不多么真实。外国则是没有的事他也能写，很多东西是想出来的，但写起来仍然像是有那么一回事，所以外国文学的想象非常吓人。对此，您如何看待？

沈维藩：中国小说自有其历史来源，我们的古典长篇小说大多是从说书演化过来的，为了吸引读者，当然要重情节，要有夸张，这是我们的传统，也是民族特色，不应该妄自菲薄。外国文学的虚构力要强于中国文学，这的确是事实，但“故事性”强，能够踵事增华，难道就不需要想象力？ 　　

龙源期刊网：“西方文学不论写什么故事，牛仔题材，警匪题材，宗教题材，外星人题材，机器人题材，恐怖题材……万变不离其宗，都是写人，人情人性。外星人，机器人，吸血鬼，都充满同我们完全相同的人情和人性。而中国文学不论写什么故事，历史题材，现实题材，爱情题材……也万变不离其宗，就是演绎概念，不写人，缺乏人情人性。”有学者认为这是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的差距之一，您是否赞同这个观点？

沈维藩：外国作家也能够写很好的故事，但他们似乎更善于在展示不同的人物的同时，把人物身上的“抽象的人” 的共同点寻找出来，而我们往往强调了人物的不同面。不过，这个算不算差距，我也不敢下结论。我想，这大概与中国民族的宗教性不强有关，西方是宗教社会，作家习惯于进入内面，而中国民族与之相比是注重现世的。 　　

龙源期刊网：一位文学评论家说，现在翻译的很多作品，语言也许更直白流畅，辞藻更丰富，但文学的感受力却减弱了。有作家认为，当今外国文学魅力远不如从前。您是如何看待这些声音？

沈维藩：现在的外国文学作品杂入了许多传统观念里非文学的内容，甚至全篇或者大部分篇幅像哲学、经济学、宗教等等方面的论文，让看惯了中国传统小说和西方古典小说的读者不适应。这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也是个不同层次、不同需求的读者对小说的期望值的问题，难有统一标准。 　　就我个人来说，如果小说里全是故事情节，我倒要不适应了，一定要有些非硬着头皮看下去不可的内容，看起来才有味道。不过，单纯从“好看”来说，当今外国文学确实不如传统作品好看，“语言更直白流畅” 也许如此，“辞藻更丰富”不见得，新名词多，不等于辞藻丰富。 　　

龙源期刊网：诺贝尔文学奖一直是中国文坛的梦想，迄今还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人获得此奖，您认为其中原因是什么？中国文学离世界文学有多远？诺贝尔文学奖这顶桂冠究竟要到什么时候才能落到中国文学的头上？

沈维藩：诺贝尔文学奖政治性太强，这是村上春树说的，我也赞同。诺贝尔文学奖不同与诺贝尔物理学奖，得看评委的口味，而西方评委的口味总是难得倾向于“中餐”。我们不必把诺贝尔文学奖看得太高，还是抱“山色有无中”的态度较好。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作品往往对人性、再说得清楚点就是对“抽象的人” 的共同点探究得比较深。例如上面提到的凯尔泰斯，他描写纳粹集中营，重点不是写纳粹如何的恶，却是受压迫的犹太人内心的恶，这个角度就非常新颖。中国文学似乎还达不到这一步。不过，哪天达到了这一步，中国文学或许又不像中国文学了，那时，我们或许要添上另一种担忧。例如，日本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他的早期作品完全是日本文学，但被评委看中的作品怎么看也不像日本文学，他得奖后发表的作品更不像日本文学，而且似乎是有意为之，以至日本人说，大江的作品只能让副教授以上的人读。中国文学有没有必要为得这个奖而变成“副教授文学”呢？ 　　

文学翻译是功力的积累，人生阅历的积累。翻译好一部经典名作，译者必须是个成熟的人

龙源期刊网：您如何看待文学翻译这项事业？您认为它是一门艺术吗？请您介绍一下我国文学翻译几十年来的发展情况。

沈维藩：文学翻译当然是一门艺术，是一种再创作，而不是简单的语言转换。关于这点，前人已经有了完备的论述。遗憾的是，这门艺术现在正处在失传的危境里。 　　

龙源期刊网：“好的翻译绝对不是能很容易地造就出来。我们可以说出现一个十六七岁的写作天才，但一个人不到五六十岁是成不了翻译家的”，这是米兰·昆德拉作品《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的翻译家许钧在谈到翻译质量问题时说的一番话，对此，您是否赞同？文学翻译难道真的是一项银发工程吗？

沈维藩：文学翻译是功力的积累，也是人生阅历的积累，所以，即使不是“银发工程”，要翻译好一部经典名作，译者也必须是个成熟的人。 　　

龙源期刊网：许钧还说：“翻译是一种历史的奇遇，是作家和译者心灵的共鸣。一个好的作家，只有遇到一个好的译者，才能碰撞出一段好的姻缘。”可见，译者自身素质的重要性。作为一名翻译家，在翻译作品时如何才能做到准确、到位地呈现原作品的风格？

沈维藩：这个由成功的翻译家自己来说更好，我只是编辑而已，难有权威的说明。从旁观者的角度说，我觉得一个好的翻译家总是在想，“如果这个外国作家是中国人，那他应该这样说话”，他觉得这才是忠于原作，因为翻译是给中国人看的；而没入门的译者则总是在惦记“外国人是这样说话的，我可千万不能走了样”，他也觉得这才是忠于原作。但他就是不想想如果这是“忠于原作”，“忠”得连中国人都看不懂，那还要翻译干什么。在这里，可以辨别什么是翻译家，什么是翻译匠。 　　

龙源期刊网：鲁迅文学奖之全国优秀文学翻译彩虹奖的获奖依据是什么？这个奖项对于文学翻译者来说意味着什么？

沈维藩：中国的评奖太复杂，有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因素，令人望而生畏。我从来不关心这些事，如果天上有个奖掉下来，正巧砸在自己头上（砸过几次），我当然也会向颁奖者表示感谢，毕竟人家看得起你，但我也并不因此而认为自己比未得奖者高明。 　　

龙源期刊网：去年第三届鲁迅文学奖之全国优秀文学翻译彩虹奖原设有5个获奖名额，但在参评的30部文学译作中，超过三分之二的票的只有田德望翻译的《神曲》和黄燎宇翻译的《雷曼先生》，评委会最终只能放弃其他三个名额。随着优秀老翻译家相继去世，中国翻译人才的“青黄不接”已经是冷冰冰的现实。文学翻译何以后继乏人？如何才能走出这一困境迎来美好的明天？

沈维藩：翻译人才“青黄不接”是事实，但我觉得不能以得奖者少为指标，许多文艺门类发奖如雪片，但仍然不能逃脱式微的命运，关键是奖如何评的，有无权威性。 　　翻译人才“青黄不接”的原因，我考虑有下面几条。一是报酬太低，同样是学外语，将外语才能用在别的地方可以获酬更丰，不能为此责怪年轻人。二是社会荣誉度太低，同样是外语尖子，说自己成为“外企白领”时可以挺直胸脯，说自己成为“翻译家”，只怕要招来冷笑。三是文学本身在走下坡路，吸引不了有志者。最后，现行的教育体制下，学生的语文水平越来越低，课余时间看文学作品的越来越少，整个民族的母语水准在下降。这些问题不解决，美好的明天只能是空话。 　　

龙源期刊网：为追求出版速度和经济效益，出版社尤其是非专业翻译社往往采取将一段作品分割成多个部分，在大学内找部分学生作为廉价劳动力分头翻译，最终攒成作品。这种行为无视文风匹配、中文流畅、文学形象统一等重要要求，严重影响外国优秀文学作品在我国的传播，让人担忧。您认为这种现象如何才能得到改善？

沈维藩：至少我们出版社还没有这种现象。不过，我并不十分担忧，这里有个阅读层次问题。这样做的单位，往往是出版一些通俗读物，对这样的读物，本来要求不能太高。如果要靠这个进入优秀文学作品领域，我想将会输得很惨，因为他们面对的将是优秀的读者，只会得到读者的一个反应——拒购。 　　如果从更高的层面上说，这种现象之所以泛滥，是因为我们国家的行业协会远不发达，行业自律的概念远没有树立，在文化领域尤其如此。我们的出版物现在基本是政府在管，但这些现象政府又管不到。我们现在老是高谈“国际接轨”，却在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上与国际严重脱轨。因此，健全行会、行规体制乃是当务之急。这也是媒体最应该呼吁的，遗憾的是像这样严肃思考问题的媒体也不多，媒体自身也需要这样的行会、行规。 　　

龙源期刊网：翻译出版日渐繁荣，而译文的质量却呈反比发展。很多读者开始怀念以前的老翻译家，如草婴、傅雷、叶君健、朱生豪、董乐山等。有人认为现在中青年翻译家中，已不可能再有大师出现。对此，您持什么观点？老翻译家的优势在哪里？为什么当今的中青年翻译家屡招非议？

沈维藩：所谓“大师”者，必须有大学问，这就是老翻译家的优势。如果从小就怀着“长大出国”的理想学外语，将自己母国的语言、文字、文学在心目中降为第二流，学问何从积累？没有学问，只懂一门外语，如何成为大师？如果外语尖子都出国了，只有竞争中的淘汰者来做翻译家，翻译的质量又如何上升？ 　　

龙源期刊网：一直以来，名作家客串翻译家身份在文学界有着悠久的历史，如鲁迅、周作人、冰心、徐志摩、巴金、萧乾、杨绛、冯至、卞之琳等，他们引进到国内的文学书籍可以说让那个时代的青年如痴如醉。然而进入上个世纪９０年代特别是近几年，以翻译者身份出现的名作家几乎已经销声匿迹。造成当今名家译著稀缺的原因是什么？

沈维藩：中国现在的名作家达到了鲁迅时代的名作家的高度了吗？ 　　村上春树也是一名译著数目庞大的翻译家，日本许多著名的文库都采用他的译本，这是因为：他是村上春树。 　　

龙源期刊网：据中国译协提供的数据显示，中国现有在聘的翻译专业人员约6万人，翻译从业人员估计达50万人，但仍无法满足巨大的市场需求。在这种需求的刺激下，翻译遂成为一个热门的职业，很多孩子从小学甚至从幼儿园就开始学外语。您认为此举是否会促进文学翻译的发展？

沈维藩：文学翻译与商业翻译是两回事，从幼儿园就开始学外语，反倒挤掉了读文学的时间。所以，我对此不抱乐观。 　　

我与村上春树是“先结婚后恋爱”, 随着长年累月的编辑，越来越喜爱他的作品，如今可以自称“铁杆村上迷”

龙源期刊网：作为复旦大学中文系硕士，您后来是如何走上《外国文艺》日本文学编辑岗位的？

沈维藩：我原来是中国古典文学专业的，现在也仍然喜欢古典文学，这是一种无法改变的私人爱好，而且对我现在的工作也很有帮助，因为中文的修养可以让我辨认出一个好的译者。至于我为什么改行，一句话，文学研究、也就是“做学问”不合我的性格。我喜欢鲜活的文学本身。我愿意因为作品有名而稍微留心一下作家的生平，但不太愿意因为作家有名而为他编写漫长的年谱——虽然我编过这样的年谱，也出过这样的专著。研究生毕业后，我从事了10年的古典文学鉴赏，那确实是面对“文学本身”了，但还不鲜活。由于懂点日语，后来就进了上海译文出版社，被安排做《外国文艺》日文编辑。那时出版社这个岗位正好缺人，所以我的进入是很偶然，也是很侥幸的。如果是现在，像我这样一个不是日语专业出身的人，肯定不在出版社招聘的视线里。 　　这以后总算可以面对“鲜活的文学本身”了，工作对上了脾性，也有了动力，所以一直干到了现在。回想起来，从一个“三无”（对日语界、翻译界、出版界均无了解）之人做到今天大致有了个外语编辑模样，这是我唯一佩服自己的地方。 　　

龙源期刊网：1992年到《外国文艺》后，您着手系统引进村上春树的作品。除了工作之需外，是否出自于您对他个人的偏爱？他的作品及本人吸引您有哪些方面？

沈维藩：我与村上春树是“先结婚后恋爱”。不能说是我引进了村上春树，一开始是出版社的意思，我是奉命行事，尽管我也乐意。在此以前，我对村上春树的了解并不比普通读者多。 　　不过，随着长年累月的编辑，我确实是越来越喜爱他的作品，如今也可以自称“铁杆村上迷”了。关于村上文学的出色之处，已经有了许多评论，我自己也写过不少，这就没有必要重复了，不然几万字也写不完。从个人角度说，我赞赏的村上有三点：一是想象力。他的想象力上天入地，无所不到，时而雄奇险峻，时而细如毫发，这与他的经历关系不大，基本上是天赋的体现，所以这个人是天生的作家。对于天才，你不能不景仰；二是观察力。他的细节大多是我们身边的，但我们谁也没留意，他却信手拈出，即成妙趣，读他的书，让人恍然大悟，又自愧不如；三是沉着。他的作品常常由此岸世界进入彼岸世界，过渡却毫无痕迹，进入时不事声张，退出时也不作说明，达到了日本文学所标榜的最高境界“自然高妙”。 　　

龙源期刊网：作为全部村上春树作品的责任编辑，在编发他的书中，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沈维藩：似乎没有什么困难。从编辑上说，林少华先生的译笔是一流的；从发行上说，毕竟是畅销书，可以为出版社带来比较大的利润，所有部门都会配合。 　　

龙源期刊网：最近有关村上春树将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传闻很多，村上春树“御用译者”林少华预测村上春树获诺贝尔奖的可能性在55%到70%。对此，您怎么看？

沈维藩：林少华先生对此已有专文，他的说法应该是可信的。由于《外国文艺》对每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都有专集介绍，我也参与其间，所以多少有点发言权。依我看，村上春树是个“随时都拿得出手的诺贝尔奖得主”，就像今年的英国剧作家品特一样，由他得奖，任何人都无话可说。但品特并不是首选，评委会原来考虑的是土耳其一位还在牢狱里的作家，后来因担心引发政治问题而作罢。也就是说，诺贝尔文学奖有爆冷门的倾向，至少近年来一直如此，哪天评委找不到冷门了，村上春树的机会也就来了。 　　

龙源期刊网：在从事编辑工作之余，您是否从事一些翻译工作中？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话，您在翻译中如何处理好自己的风格与作者的风格两者间的关系?

沈维藩：我是“半路出家”之人，日语功底不能与专业出身的比，加上在出版社13年里有7年困于编辑1200万字的《日汉大辞典》，因此翻译作品较少，谈不上什么经验，下面只是一家之言，作不得准。 　　依我愚见，翻译就应该把作者的风格体现出来，该土就土，该洋就洋，自己的风格不能喧宾夺主，不然，那不但是没有吃透原作的问题，更是对语言文字本身缺乏驾驭力的问题。也就是说，好的翻译家必须有适应性，适应各种风格的作品，千人千面，翻译家的功力应该体现在能够驾驭所有种类的文字、所有人物的语言上，而不是削他人之足，适自己之履。 　　我在10年的古典文学鉴赏中，养成了自己的写作风格，那就是追求辞藻华丽、句式对仗工整，富有古韵。不过，这与翻译没什么关系，翻译还应该按翻译的规律走。我在2004年翻译过一部奇特的“译作”，那是一位正直的日本女性在中国采访南京大屠杀120个受害者的证言集，她将这些中国老人的证言译成日语在日本出版，我的任务则是根据日语再将其倒回中文，书名叫《南京战·被割裂的受难者之魂》。这对我是一个痛苦的经历，因为里面全是七八十岁、文化程度不高的老人的口述，文采当然是全无，连那些话也不甚通顺，我的三板斧全然派不上用场。不过，最终我还是达到了自己预定的目标：第一，是中国人说的话，不是日本腔，第二，是口语，不是书面语，第三，让人读上去基本顺畅，但可以感觉到老人们一面费力地回想着几十年前的往事、一面絮絮叨叨地讲述的口吻。由此我得到的感想是：你的文字长处被原作抑制的时候，也正是考验你的文字功力和驾驭力的时候。 　　

龙源期刊网：翻译家许钧说：“我翻译《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一天翻译两千字，按字数算，只有一百多块钱，可是我随便在学校上一个小时课，就有一百五到两百块的收入。我的学生在外面做口译，一天收入可达八百到一千二。所以说，如果从经济角度来说，今天已经没有一个人愿意去搞文学翻译了，只有那些真心喜欢翻译的人还在做。”让人看罢对所有的文学翻译家心生敬意，那么，您从事外国文学编辑这项职业，是否也因精神的坚守战胜了物质的清贫？

沈维藩：我不想为自己贴金，说自己“甘守清贫”。我一是有物质欲望的人，二也过得不算清贫。不过，编辑《外国文艺》确实没有带给我什么物质或金钱的好处，我在出版社的收入主要依靠编辑图书而非编辑刊物，如果不编这本杂志，我的收入应该更多些。 　　我也同样对许钧先生抱有敬意，正如他所说，现在从事文学翻译的基本上是真心喜欢翻译的人，我的译者里就有几个这样的“译痴”、“译迷”。所以，我编辑《外国文艺》的理由，大致有三：一，对得起这样的译者，要让他们的劳动得到发表的园地。二，对得起创办刊物的前辈，即使不能光大他们的事业，至少也应该守住阵地；而只要守住，就不能说没有光大的一天。三，对得起自己的初心一念。我曾经是单纯的文学青年，现在已经不是青年了，也不再单纯，知道了这个世界并非只有文学，许多人可以不懂文学而活着并且活得很好、活得光明正大、活得无可指摘。我的生活内容也有许多与文学无关了，不能说这是被“侵蚀”，而是恢复了生活的本来面目。不过，如果人随着生活的压力完全改变了初衷，变得自己也不认识自己了，那也不是好事。人不能不改变，但也不应该完全抛弃“本我”，如果这个“本我”是纯洁、美好的话。 　　

龙源期刊网：网络媒体的发展给《外国文艺》带来什么影响？您如何看待与龙源的合作？

沈维藩：《外国文艺》正处在坚守阶段，即使有网络的帮助，发行量恐怕也提高不了多少，这是由这本杂志的性质和目前的形势决定的。但只要网络给我一块泥土，我就会播上一粒种子。感谢这次龙源网给了我一亩土地，让我播上了一箩筐种子。 亲爱的读者： 　　就以上访谈内容，如果您还有想了解并希望主编回答的问题，请给我们发邮件，我们将向主编及时转达您的问题，并尽快回复！ 　　Email: cchuanxing@163.com 　　感谢您的关注！ 　　　 　　　　　　　　　　　　　　　　　　　　　　　　　　　　　　　责任编辑蔡凛立 　　　　　 　　本文版权属龙源期刊网，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并与本站联系 　　Ｅmail: cchuanxing@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