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市场化的杂志来说，更重要的优势在于确立一套独一无二的编辑方针，才能塑造杂志特有的竞争优势。《经济》的定位是一本政经类的杂志而不是商业类杂志，编辑方针是要更多地关注在长时段内有价值的事件或现象。 我希望把《经济》办得有思想、有见识而且很深刻。 《经济》影响的是中国最权威最有影响力的人。 ——《经济》执行主编颜志刚 《经济》——追求长时段内的价值 ——《经济》执行主编颜志刚访谈录 这是一本帮助政府和企业决策者获得一手信息和解读权威政策的杂志，这是一本献给追求财富和创造财富的人们的杂志，这是一本只报道严肃经济新闻、提供深度解释和分析的杂志——正如她大气的名字一样，《经济》自创刊以来，已成为中国政经类杂志中的标杆性刊物，她汇聚了吴敬琏、厉以宁、刘国光、萧灼基、林毅夫、张维迎、樊钢等当今中国最有影响的一批经济学家的智慧，许多策划和报道已经引起政府机构和众多商业机构的重视。 作为拥有中国最有影响力读者群的政经杂志，《经济》是如何在办刊过程确立自己的定位，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从而自信地面对市场？又是如何以独特的编辑方针和视角为读者解析着中国经济，并形成了严肃、大方、厚重、精致的风格？带着这些问题，龙源记者采访了《经济》执行主编颜志刚。 龙源期刊网：请您介绍一下《经济》这本杂志和创刊至今的发展历程。
颜志刚：《经济》在1998年1月创刊时，刊名是《经济月刊》，当时是由经济日报的经济研究中心主办的。2002年3月，《经济》开始由经济日报报特刊部主办，我从那时开始担任副主编兼执行主编，面临的任务就是将《经济》改造成一本市场化的刊物。当时社里并没有太多的资源，有市场化操作经验的编辑、记者严重缺乏。在资源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改版的起步是很艰难的。但经过这几年的努力，现在看来还是比较成功的。
龙源期刊网：《经济》的定位是什么？
颜志刚：2000年前后，“定位”是个很流行的词，几乎都快变成一种意识形态，一种神话了。什么是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就是把复杂的现实世界简单化、抽象化、卡通化、口号化，譬如一说“资本主义”就是“无产阶级饥寒交迫”，一说“民主政治”就是“人人投票选总统”。“定位”这个词在媒体行业中也成为一种意识形态了，每个人都会问某个杂志的定位是什么，希望得到的回答都是这类格式：《中国企业家》定位给大中型企业的企业家和经营者看，《商界》定位为给中小企业主看，等等。实际上，对于有些杂志来说可以这样理解、定义其定位，特别是其读者特征比较单一、集中在某个细分的领域时，是可以这样简化的。但是，以那种意识形态式的简化标准，很多现象是解释不了的，比如按照所谓的“定位要清晰，定位要确定某一个边缘清晰的人群”来理解“定位”的话，许多国外的著名刊物简直就没有“定位”了。如美国的《新闻周刊》、《时代》、《新闻与世界报道》，他们无所不报，他们的定位在哪？英国的《经济学家》是权威杂志之一，他们公开说自己无所不报，《华尔街日报》在报眉上写着“适合投资者看的新闻”，《纽约时报》甚至说“刊登一切适合刊登的新闻”，什么叫“适合刊登的新闻”？这还有“清晰的边缘”吗？连“边缘”都找不到了！ 我接手这份杂志后，领导和投资者给我提出要求，我也曾面临给杂志定位的压力。在中国媒体产业还比较幼稚的时期，从投资者投资回报的角度来说，也许要求给杂志定位在某一个细分的领域内是有其合理性的，但作为负责内容的主编，我考虑到她的历史沿革，考虑到经济日报的资源和体制特征、既有人才的结构以及高层管理者的知识结构甚至新闻理想，综合这些因素，我认为必然要将《经济》办成综合性比较强的杂志。对于这样的杂志，将她的定位理解成以行业或以某个单一指标划分的某个细分的人群中，是不太可行的。 我理解的“定位”实际上包括两方面的维度，一方面是一种显性的可以调查出来、做清晰描述的读者特征指标，实际上就是一系列的调查数据，如读者的年龄、职业、收入、社会阶层等等。对《经济》这样综合性强的杂志来说，这些指标非常多，而且离散度很高，不会某一个指标显得特别突出，不会像《中国企业家》那样，读者主要为大中型企业的企业主、管理者。另一方面，还有一种隐性的指标。《经济》的读者之所以愿意买这本杂志看这本杂志，很可能跟读者本人的“口味”有极大关系。而“口味”很微妙，很难用语言来表达，如一个人喜欢吃什么菜，人与人之间的差别会很大，对于一个文化、精神产品来说，口味的差别就更大了，这时，你是很难用一系列调查数据来描述的。如《读书》杂志在知识分子群体中影响非常大，可是《读书》的定位从90年代中后期主编换了之后开始发生了很大变化，实际上是口味、价值观、审美趣味发生了变化，这些都会影响定位的变化，但是这种变化你从那些显性的指标上是不大看得出来的。 对于综合性强的政治经济杂志来说，最关键的是要营造某种味道，这个味道实际上就是某种价值观、某种选题范围，某种报道立场和倾向，甚至某种审美趣味、文字风格，体现在日常的编辑业务上，就是必须营造某种可行性强的编辑方针，只有这样才能使你希望的“味道”体现出来。 以上是我对《经济》这一类综合性很强的杂志的定位的一般理解，现在我再具体谈我们对《经济》的定位。 中国有个现象，特别是前两年，这个现象很突出，就是杂志抢报纸的市场，月刊抢周刊的市场。作为新闻性月刊的主编，一些时效性强的新闻如果不关注，会觉得自己游离于社会主流之外，可是如果关心，时效性的新闻你又抢不过人家。《财经》1998年创刊，一开始就是市场化的运作，有很多独家新闻报道，报纸化的倾向非常明显，但是当时市场化的财经类报纸还很少，所以《财经》显得一枝独秀。但如果经济类杂志都走《财经》的路子，那肯定是不可持续的。“杂志报纸化”，我认为这是因为经济类杂志刚刚兴起时，人才不足，市场中办这类杂志的人都是从报纸出来的，基本上没有办杂志的经验，同时也说明，杂志市场的竞争一开始尚不充分。任何一个市场一开始都有这样的倾向：新产品刚出现、社会需求量大的时候，生产这个新产品的厂家就扎堆，不会考虑产品差异的特征。前几年，杂志也想不到差异化的问题，随着竞争的加剧，周刊要和报纸区别开，月刊与周刊要区别开，月刊必须找到属于自己的路，这在一开始是很艰难的，我们在编辑部内部提出，我们的杂志是政经类杂志，这与商业类杂志是有所区别的。商业杂志的典型，如美国《财富》，《商业周刊》，中国的《环球企业家》、《中国企业家》、《IT经理世界》，政经类杂志的典型，如英国的《经济学家》，中国的《财经》、《经济》。要知道，这两类杂志是有很大区别的。简单地说，商业类杂志关注更多的是微观的经济世界，服务于某一类企业，直接帮助企业的管理或对外营销，而政经类杂志关注的则是企业的外部环境，如国家的经济制度，宏观经济形势。所以说它们的区别就在于商业类杂志关注的是企业的内部环境，政经类杂志关注的是企业的外部环境。我们《经济》的定位是一本政经类杂志而不是商业类杂志。 第二个定位，就是编辑方针的进一步细化，《经济》更多的是关注在长时段内有价值的事件或现象，什么是“长时段的价值”？从历史的角度看，有些事件在当时当地可能是有价值的，但把历史时段拉长来看却没有什么意义，比如明末宫廷“三大案”，在当时都是轰动朝野的大事件，但是在后世的历史学家看来，这几件事的真相如何，其实没什么研究价值。而另外一些事件或现象，当时也许并不引人注意，如土地集中度，土地交易量，税收占总产出的比重，这类指标，一两年的数字没有意义，必须累积几十年看总体趋势才能看出社会的发展方向。这是一个类比，对于新闻领域也如此。对于日报来说，必须要关注当天发生的事，某些事情可能被炒得很热闹。但如果把时限拉长，这一事件或者这一事件中被大肆炒作的内容可能没什么意义，真正有意义的东西在另外某个方面。 如前段时间索尼换帅，日报报道了此事，因为这事确实具有戏剧性。周报跟进报道换帅的各种原因，对于老人新人身世背景的介绍，从索尼的经营状况来分析换帅的动机，等等。对于月刊来说，如果还局限在这些内容里，那你的杂志出刊时，就如明日黄花了。如果记者不具备必要的知识结构和知识背景，就会觉得这个选题已经挖掘殆尽，没什么可做的了，但放弃又觉得可惜，担心这类关注度高的事件我们老是不反映，会在公众视野中“边缘化”。怎么办呢？ 其实如果记者具备必要的素质，就可以挖掘出这个事件在长时段有意义的话题来。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看，索尼换帅很可能意味着日德企业模式的最后崩溃，至少你可以从这个角度提出一个别人都没有提到过的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所谓日德模式，是指银企关系紧密（如互相参股）、股权集中度高、往往是家族成员控制企业所有权和经营管理的企业模式，与之相对的美英模式，则是银企业关系松散（银行爸爸允许对企业参股）、股权在证券市场上高度分散、企业控制权变动较大的企业模式。自从199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破灭以来，很多持日德模式的日本大企业都陷入了困境，连带着引起了人们对日德模式的反思。但在这些日本大企业中，索尼一直做得不错，前几年还一度大放异彩，这自然使一些人产生希望：从索尼可以证明日德模式还是可以继续的嘛！但现在索尼的经营也出现了大问题，以至于不得不放弃一贯的家族统治模式而从外界引进总裁，向美英雄模式的一些特征靠拢。因此，媒体就可以见微知著地提出一个判断：这不仅仅是一个企业的失败，这是一类企业、一种企业模式的最后失败！ 如果从这个角度深挖，不仅会避免与日报雷同，而且更显高明，眼光更显深邃，报道更有长时段内的价值。所以对我们月刊来说，就有更高的要求，要求我们的编辑记者有更全面的知识结构和知识背景。很明显，如果编辑记者对微观经济学所知有限的话，上述角度你是发现不了的。
龙源期刊网：《经济》在封面上写着“见证与思考的新闻”，我们应当怎样理解？
颜志刚：这是我们在2003年提出的口号。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不是做理论和学术的，所以“见证”强调做调查新闻，需要记者到现场去见证，我们曾做过很多很好的引起轰动的调查性新闻；“思考”是指要有必要的知识结构和知识背景做支撑，做一定的思考和评论的文章，善于发掘长时段里的价值，但这些文章从体裁上说也属于新闻，而不是理论文章。我们要么是做调查性的新闻，要么做思想性的述评，所以我们说我们做的是“见证与思考的新闻”。
龙源期刊网：《经济》与同类期刊相比有哪些优势？
颜志刚：首先，《经济日报》的背景给我们带来一些优势，《经济日报》在国内有40多个记者站，在海外有10几个记者站，它作为国务院的机关报，与国务院的各部委有很多联系，我们也会与总部有信息交流，得到一些好的选题，这是其他媒体所不具备的。 对于市场化的杂志来说，更重要的优势在于确立一套独一无二的编辑方针，才能塑造杂志特有的竞争优势，但这种优势对于《经济》来说，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对于编辑记者，用长远的眼光做长时段有价值的选题还需要一段时间磨练才能运用得娴熟。
龙源期刊网：《经济》在宣传时说“拥有中国最具影响力的读者群”，我们如何理解“最具影响力的读者群”？通过他们《经济》对我国经济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颜志刚：中国是一个政府主导型的社会，我们在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有很大的读者群，如中央各大部委的部长，副部长，各省的省委书记、市长都是我们的读者；其次是一些大企业，如四大国有银行，以及股份制的商业银行，它们的行长都是我们的读者，我们向他们赠阅，也有一些是自主订阅；另处还包括中国2000多家上市公司的老总基本都是我们的赠阅对象；我们的读者中还包括一些公众不太了解的协会，如团中央系统的中国青年企业家协会，欧美商会，欧美同学会，日本商会，都是我们的赠阅对象。我们会与读者保持很好的联系，如让他们填读者调查表，与他们办联谊活动等。 作为社会主流人群，这些读者也许人数并不算多，但他们的言论能影响社会的走势，是中国真正有影响力的人群。比如一个部长可能影响一个政策，而这个政策也许影响的是数以亿计人的利益。所以从这个角度说，《经济》影响的是中国最权威最有影响力的人。
龙源期刊网：《经济》的许多读者都是一些高端人士，属于中国社会比较有影响力的阶层，比如说如部长、省长、大企业老总等。如何增强它的可读性，引起更多领域的人对它的关注？
颜志刚：可读性是任何一个媒体都要追求的目标。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的先行者要数《南方周末》了，他们在90年代初就大力强化将一个理论性强的话题从小的场景切入。 加强可读性是一个技术性很强的工作，特别是对于经济报道来说，容易见物不见人，比较枯燥，但从另一个角度说，经济报道和评论不是以故事情节来取胜的。读者更多的是看杂志的观点、思想、思路、逻辑性。如英国的《经济学家》，如果从新闻学的角度看，它的可读性是很弱的，很少见到它报道人物、故事。而更多的是报道制度的变化以及政策的变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它是以观点和思想取胜。对于《经济》来说，我希望办得有思想，有见识，很深刻，另外，也要兼顾可读性，所以我会在篇幅上保证调查性新闻的篇幅，在可能的情况下，思想性很强的述评我也会要求在文字风格上做特殊的要求，如场景切入时要求小角度切入。
龙源期刊网：财经类出类拔萃的杂志，国外的有美国的《商业周刊》和《财富》、《福布斯》，英国的有《经济学家》、《远东经济杂志》，国内的有《财经》，您是怎么看待这些同行的？和他们相比，《经济》有什么特色和不足？
颜志刚：如果说不足，我们和国外的这些期刊差距还很大，当然并不仅仅是我们，《财经》与它们也有很大距离，这其实是产业的差距，两种产业的成熟度是不同的，就如同中国的汽车产业，“一汽”、“二汽”无法与美国的“通用”相比，这些差异不仅表现在企业的规模上，更重要的是生产流程的细密程度、人才资源的差异。如《经济学家》有几十个记者编辑，他们的记者编辑平均年龄都在四、五十岁以上，在政治经济新闻这个领域，对记者编辑的知识背景要求非常高，与娱乐新闻不一样，如果记者年龄很轻的话，知识背景是远远不够的，而优秀的记者编辑必须通过在这个领域工作一段时间后，才能把知识结构建立起来，经验才能丰富起来，所以年龄是一个必须的前提条件。但在中国，市场化的媒体发展不过才几年，不可能有那么多好记者，高素质的记者要有思想和眼光，这就要有一定的年限作前提，在中国都不具备，这是一个现实。
龙源期刊网：《经济》在做时效性较强的调查新闻时、难免报道一些事实真相，在此过程中《经济》有无碰到过来自各方的压力？如何去克服？
颜志刚：当然肯定有。我们也碰到过不止一次，但这个问题没有彻底的解决之道。中国新闻自由的保护还是粗糙、很弱的，所以每个媒体都会遇到类似的问题，但没有哪个主编能够说出彻底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如果想完全规避这个问题，只会使杂志的内容变得很平庸。
龙源期刊网：时下不少青年立志为经济类记者。作为经济类记者出身、曾撰写大量深度新闻报道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反响的您，对他们有什么建议或忠告吗？您认为财经记者合格的标准是什么？
颜志刚：对于年轻的记者：我认为有几点非常重要，首先，作为经济类的记者，对经济学要通，这个“通” 不是一定要做到融会贯通，而是指要掌握经济学的基础知识。经济学绝不仅仅是一个门类的知识，在所有的社会科学中，经济学有“扩张”的倾向，如传统上属于社会学、历史学的研究领域，经济学都会切入进去，用经济学的方法加以研究社会学、历史学，所谓“经济学帝国主义”。为什么只有“经济学帝国主义”而没有出现比如“历史学帝国主义”或者“社会学帝国主义”？就是因为在所有的社会科学中，经济学有一套很强大的分析模式，如果经济记者能对经济学的方法论掌握娴熟的话，就可以用这把利器去分析、看待很多问题。 做政治经济媒体的记者，综合素质要好，知识面要宽，如我前面提到的在做选题时要考虑到长时段的价值，如果仅对经济学的基础知识掌握了，但对微观经济学的理论了解得很少的话，就很难做到。还有，欧盟宪法在法国遭到否决，这个选题怎么做？我想可以通过这件事来提示，在欧洲，民主对一个社会来说是怎样产生影响的，通过这个案例，可以把法国的民主发生作用的过程一个环节一个环节剥开，这就要求记者本人对政治学有涉猎和了解。以我的观察，能在经济类杂志做得优秀的记者，他必然是读书很多的人，如果没有读书的兴趣，读书很少的话，可以肯定，绝做不好我们这类杂志的记者，所以我们也给我们的记者组织一些读书会，鼓励他们多读书。
龙源期刊网：《经济》在今后会不会有什么大的调整或变化？
颜志刚：不会有太大变化，只是在以后从内容和版式上不断完善吧，内容方面主要就是进一步强化我刚才提到的那些编辑方针。 亲爱的读者： 就以上访谈内容，如果您还有想了解并希望主编回答的问题，请给我们发邮件，我们将向主编及时转达您的问题，并尽快回复！ Email: cchuanxing@163.com 感谢您的关注！ 责任编辑蔡凛立 本文版权属龙源期刊网，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并与本站联系 Ｅmail: cchuanxing@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