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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屋》——屋不在大,有书则灵

作者:蔡凛立

  《书屋》的风格略显硬朗,或者说有点“辣”。它在目前有些影响,首先在于本土关怀;二是立足于人性的实际,在常识的基础上发言;三是亲切有味的随笔体。   中国经历过文化浩劫,虽经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修复,但国民的整体文化素养仍然偏低。在这样一种状态下,《书屋》以沉潜的态度多做一些基础性、长远性的文化传播,其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中国是个有十几亿人口的大国,一份发行超过两万的刊物就算不错,这也说明中国爱好读书的人所占比例太小了,有时怎么都让人想不通。                           ——《书屋》执行主编胡长明            《书屋》——屋不在大,有书则灵                             ——《书屋》执行主编胡长明访谈录

[《书屋》简介]:   《书屋》是由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主管、湖南教育出版社主办的一份读书类杂志,月刊,每月6日出版。自1995年创刊至今,十余年来共发表学术美文两千余篇,被誉为“中国大陆著名的人文知识分子杂志”。   《书屋》以“荟萃思想精华,提高文化品位”为宗旨,立足于本土关怀,坚持在常识的基础上立言,讲求学术性与可读性的统一。我们的目标是成为“思想者的精神领地,读书人的心灵家园”。   《书屋》选稿不论名气和冠戴,只要文章“有创见,有性情,不生涩”,就会有发表、交流的机会。

[胡长明简介]:   1965年9月出生。2001年获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博士学位。先后任韶山毛泽东纪念馆研究室主任,《书屋》杂志编辑部主任、执行主编。   1993年以来,曾单独或与人合作出版《毛泽东与周恩来》、《毛泽东家世图系》、《韶山毛氏族谱(注释本)》、《毛泽东青春岁月》等书稿,另在《史学月刊》、《学海》、《求索》、《湖南师大学报》、《首都师大学报》、《民主与科学》、《党史博览》、《书屋》、《中国教育报》等报刊上发表有关毛泽东、周恩来生平思想以及中国近现代史方面的论文50余篇。   

中国的知识界与其他社会群体之间存在深浅不一的断层,如何修补这个断层,既令人头痛,又令人向往

  

龙源期刊网:《深圳商报》有一篇文章涉及到了《书屋》,其中有一段这样的文字:“长沙根本就不是文化中心,《书屋》也没有闻名天下的主编,该杂志甚至是没有什么好的历史渊源。《书屋》的快速崛起和获得话语霸权是人文杂志史的一个值得研究的话题”。回顾《书屋》这一路走来的历程,请您谈谈《书屋》之所以能快速崛起和获得话语霸权的原因是什么?

  

胡长明:《书屋》在知识界乃至其他社会阶层中有些影响,首先在于本土关怀。《书屋》讨论任何问题都力求与现实生活发生联系,使读者有一种亲切感。中国人对中国问题肯定比世界问题更关心,这是常识。但《书屋》不同于时政类刊物,它坚持从文化的角度立论,以改进中国的文化生态,提升国民的文化品位为目的。   二是立足于人性的实际,在常识的基础上发言。常识既有客观知识方面的,也有主观价值方面的。常识的形成和传播,有赖于纵向继承和横向交流,因此它有新旧之分,真伪之别。也许有人会说,常识算什么,不就是点常识吗?我不这样认为。在我看来,尊重常识和经验既是出色的理性思维,又是促进社会和谐和进步的必要条件。上世纪50~70年代,中国人干过不少有违常识的事情,如让知识分子接受农民的再教育;吹嘘“亩广过万斤”,各项各业竞放卫星;通过层层下达计划安排社会生产;追求纯而又纯的公有制等等。改革开放以来的思想解放,在很大程度上便是回归和尊重常识的过程。对于新世纪的中国人来说,进一步学习常识,养成尊重常识的习惯是一件重要而急迫的任务。比如说,权力是需要监督的,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是现代公民社会应有的常识。对于这样的常识,就要一贯地表示尊重。   三是亲切有味的随笔体。《书屋》一般不发表高头讲章,基本的要求还是原主编周实说过的三个标准:“有创见,有性情,不生涩。”在不降低文化品位的前提下,如何增加杂志的可读性,一直是我们特别留意的问题。   

龙源期刊网:“屋不在大,有书则灵”,《书屋》的一句话,温暖了多少读书人的心灵。《书屋》就是特意为读书人辟出的一方心灵的家园,是吧?

  

胡长明:《书屋》有句广告词,叫做“读书人的心灵家园,思索者的精神领地”。我们希望读者能从《书屋》中找到“精神家园”的感觉。阅读是文明人的一种本能,差别只在内容。《书屋》不可能吸引所有人的目光,能吸引一部分有人文关怀的人士的目光,就算成功了。   

龙源期刊网:“我惊叹于它的洁身自好和孤标傲世。百花群中,它就像孤独绽放的丁香,不献媚,不争艳,兀自评述着历史中的人和事”,这是一位读者眼里的《书屋》。您眼里的《书屋》,又是一番什么样的情景?

  

胡长明:有些读者将《书屋》比作百花园中的“丁香花”,我们很感谢。我们的思路是将知识界的研究成果,用一种适当的方式传达给社会各阶层爱好读书的人们,对提高社会的文化品位和审美水准有些帮助。“求真”是《书屋》的基本追求,因此力求做到不为浮云所惑,不与流俗相竞。   历史地看,中国的知识界与其他社会群体之间存在深浅不一的断层,如何修补这个断层,既令人头痛,又令人向往。   

龙源期刊网:《书屋》里的文章,敢说敢讲,实在不少,泼辣者甚与博客有相仿之处。《书屋》是湖南的,而湖南人又嗜辣如命。所以,《书屋》的总体风格是“辣”。有人对《书屋》这般评价。对此,您认可吗?

  

胡长明:《书屋》的风格略显硬朗,或者说有点“辣”,与地域文化是有一定的关联。近代以来的湖南文风,少有以婉约见长的,这与江浙有很大差别。曾国藩的“湘乡派”文学是典型,所以劲直尚气为本怀,缠绵悱恻只能是别调了。   

龙源期刊网:《书屋》与《读书》、《天涯》并称为中国思想界的三大核心刊物。与两位同行相比,《书屋》的个性是什么?同类刊物,除了《读书》和《天涯》,还有《书城》与《万象》。《书屋》怎么看待这些同行?

  

胡长明:《读书》以追赶和介绍世界前沿学术成果见长,许多作者为“海归派”;《天涯》杂志是典型的作家办刊,其特点是用文学反映真实。著名学者何兆武先生曾说,文学有比历史学更为真实的东西,《天涯》杂志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这一点。它所标举的“道义感、人民性、创造力”也正是优秀文学作品的本质;《书城》杂志自1993年创刊以来,数度休刊和复刊,风格从“名家风范”到“清新小资”,又从“翻版纽约客”到“发现文字和思想之美”,在游移不定中试探市场;《万象》沉湎于旧时风月,有一种好古慕远的情愫、深婉雅致的风格。《书屋》与它们是不一样。《书屋》发表学者们的学术随笔,与现实生活靠得非常近。《书屋》地处内陆长沙,要想做《读书》那样的事情,各方面的条件不具备。《书城》杂志目前定位尚不够明确,栏目设计、文章选稿标准有待改进。至于《万象》,它可能有一个特定的读者群。有这么一种风格的杂志也好。有差别是好事,就怕雷同。   

龙源期刊网:《书屋》显其独立见解的是对正红极一时的名人的公允之论。例如,对钱钟书、孙犁、铁凝等炙手可热的名人都科学地评骘了他们的优劣长短,提高了读者的鉴赏力。与目前盛行的庸俗吹捧相比,《书屋》充分显示出了超凡绝俗的独立品格。这样的品格是如何形成的?

  

胡长明:《书屋》从创刊起就批评“圣人文化”,反对“一贯正确”论。既然世上没有圣人和完人,那么任何文化人都可评论其优劣短长。其实许多文化名人,包括钱钟书这样的“学术泰斗”,对自己的作品如《谈艺录》、《围城》也是不满意的。王国维说:“偶开天眼窥红尘,可怜身是眼中人”。再好的感悟一旦落笔成文,便可能有些“隔”,以致被作者本人看不起。《书屋》敢于评论文化名人的优劣短长,便立足于对学术“天外有天”、无有止境的清醒认识。现在的书评,吹捧之作太多了。有些人甚至一年到头写这样的书评。写书评并非容易事,要站在书作者更高的位置上才行。书评要挑“刺”,否则不如不写。   

龙源期刊网:从蕴藉深厚的文字、画页中获得文化的浸润和思想的启悟,这是许多人读罢《书屋》后的感受。对于文化和思想,《书屋》有没有一个标准的尺度?

  

胡长明:思想言论自由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学术研究也没有禁区。所以对于文化和思想,标准的尺度是没有的。凡是真正能够促进社会文明进步的思想,《书屋》就欢迎。《书屋》提倡争鸣,提倡“多数尊重少数”,让是非优劣通过讨论而呈现出来。   

龙源期刊网:读书杂志一直存在自由派与新左派的争论,于这两派间,《书屋》持什么立场?面对诸多知识、思想与学术的汇流,《书屋》是如何去做的?

  

胡长明:“新左派”作为一种思潮和流派,据说有不少的追随者。我也看过这方面的一些文章,但觉得有些观点不大符合过来人的经验。“新左派”的一些人对“文革”时期的所谓“草根民主”颇多赞词。其实,在“文革”中,有什么真正的民主可言呢?民主与自由选择相联系,没有选择的余地,何谈民主?“新左派”的某些理论资源,如“法兰克福学派”,本是西方现代社会产生的一种矫正机制,用其观点来观察和裁断中国现实或许是不适当的,因为语境不同,发展阶段不同。“新左派”对现实生活中的有些现象,如用权力掠夺资源、“化公为私”等批评得很尖锐,但他们开出的药方不合适。中国不可能回到过去,倒退是没有出路的。新左派和所谓“自由派”的争论当然有意义,有助于人们认清许多问题。   现在是一个思潮纷呈的时代,“新权威主义”、“新左派”、“新自由主义”、“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等皆有追随者。面对诸多知识、思想和学术的汇流。《书屋》的立场是守护理性与良知,既致力于消除前现代主义的愚昧,又抵制抹平一切价值的后现代狂想,对极端主义思潮更是保持警惕。   

龙源期刊网:曾有一度,传言《书屋》要改成时尚刊物,《书屋》的编辑兼发行刘文华首先向记者辟谣:“谁说我们要变时尚杂志了?《书屋》将坚持思想探索和人文精神追求不变”。 地处娱乐化越演越烈的长沙,《书屋》如何能坚守这个坚持?

  

胡长明:《书屋》改为时尚杂志是没有前途的。长沙人赶时髦厉害得很,娱乐业也很发达,我们没有必要去凑这个热闹,还是多一种风格好。长沙有“超女现象”,学者们见仁见智,《书屋》本来也想讨论一下,但后来放弃了。   

龙源期刊网:关注《书屋》的朋友,总会情不自禁地拿周实主编时期的《书屋》和周实离开后的《书屋》做比较。您如何评价这两个时期的《书屋》?有人说,周实离开后,《书屋》少了从前的世俗担当,更像是一本纯粹的文史杂志了;有人说,后期的《书屋》,学院气重了一些,思想活力及批判现实、反映民生等方面,不如从前。您怎么看待这样的声音?

  

胡长明:周实、王平时期的《书屋》世俗担当是多一些,发表了不少引人注目的大文章。现在的《书屋》少了当年的震撼力,确是事实。现在的《书屋》,拿美国史专家资中筠先生的话来说,是一册在手,虽无特别有震撼力的文章,但总体质量仍然不错,即便是有些文史类文章,也体现了较高的文化水准。   现在的《书屋》更愿意做些基础性的文化传播工作。我们很注重对中国古典文史作品以及西方古希腊罗马时期、文艺复兴及其以后人文思潮的回顾与评价,因此显得有点学院派气息。中国经历过文化浩劫,虽经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修复,但国民的整体文化素养仍然偏低。在这样一种状态下,以沉潜的态度多做一些基础性、长远性的文化传播,其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龙源期刊网:“现在的《书屋》能办成这样,已很不错了。现在的《书屋》据我所知还有两万多订户,很不容易。我觉得他们是努了力,也想了很多办法的”,这是周实近期说的一句话。对于此言,你一定深有感慨吧?

  

胡长明:周实是过来人,深知办《书屋》的不易。现在《书屋》每期印数在二万六千份左右,多的时候接近三万。我们在发行宣传方面投入得不多,不少地方的读者反映买不到《书屋》,或者不方便购买。在发行这一块,以后我们会做出一些调整。只要再作努力,增加几千份是没有问题的。   目前之所以能维持两万多份的发行量,主要得力于品牌效应以及我们在组稿编辑方面所下的功夫。另外就是着力开发《书屋》的副产品,如“文献光盘”、“书屋文丛”等,以满足忠实读者多方面、多层次的要求。中国是个有十几亿人口的大国,一份发行超过两万的刊物就算不错,这也说明中国爱好读书的人所占比例太小了 。   

必要的学术规范是要讲求的,但太多了就会异化,甚至成为唬弄人的一种东西

  

龙源期刊网:《书屋》的封面一直为墨蓝的色调,这有什么含义吗?内文的设计风格,古朴、典雅、简洁,这也是这本刊物,想抵达读者心灵的东西,对吧?

  

胡长明:《书屋》封面选择墨蓝的色调,并无特殊意义,无非是追求一种厚重、典雅的风格。内部设计比较简洁,主要也是为读者着想。现在许多杂志在内外设计上过于繁复,反倒损害了内容,让人感到很累。现在有人提出“新简单主义”,我非常感同。文化发展到今天,越来越复杂了,提倡简单明快,有助于缓解现代人心灵的沉重。   

龙源期刊网:“灯下随笔”和“说长论短”是《书屋》较出彩的两个栏目,请您介绍一下它们。

  

胡长明:“灯下随笔”栏目主要探讨社会公共话题,如教育问题、农村问题等等。作者们根据自己对社会问题的观察,从文化的视野立论,讲求学术性与可读性的结合,从而构成了《书屋》的一个特色。   至于“说长论短”栏目,则主要就文化现象、学术观点展开讨论,只要作者说得有道理,我们就欢迎。《书屋》在这方面有些胆气,即便是文化名人,如立论有问题,也会被评头品足。山东大学王开扬先生抓住易中天讲学时的某些疏漏进行批评,说得有根有据。易中天先生是《书屋》的老作者,但近年来没在《书屋》发表文章了。   

龙源期刊网:“思想类的文章讲究科学性,科学类的文章讲究艺术性,艺术类的文章讲究思想性”这是《书屋》对文章的要求。这一要求是根据什么来设置的呢?

  

胡长明:这个说法比较抽象。通俗点讲,就是文章在观点上要立得住脚,同时讲求学术含量和可读性。   

龙源期刊网:《书屋》里的文章,无论是名人大腕还是乡野匹夫,无论是谈古还是论今,文后均不列参考文献,这会不会影响文章的学术水准?

  

胡长明:早些年,我们要求作者详列参考文献,后来发现这样做存在一些问题,所以现在的参考文献比过去少了。《书屋》主要是传达思想理念,不同于太专业的学术研究,因此没有必要做那么多的注解。但非常重要的史料是要标明出处的。详列参考文献,属于学术规范之一,大学的学报特别强调这一点。   在我看来,必要的学术规范是要讲求的,比如对于作品的“范式”、“概念”,就要求做到清晰、准确,论述的转换和过渡要合乎逻辑,否则讨论就没法在一个平台上展开,成为自说自话。黄仁宇的“大历史观”、费正清研究近代中国的“冲击反应”模式,是学术研究中“范式”的代表,尽管有缺陷,但自成体系。不过学术规范太多了就会异化,甚至成为唬弄人的一种东西。过多过滥的所谓学术规范窒息人的性灵,成为知识界的一种沉重的负担。   

龙源期刊网:《书屋》把自己定位为“中国大陆著名人文知识分子杂志”,这个群体具有什么特征?

  

胡长明:这个定位不是《书屋》自封的,出自谁人之口,我不知道。《书屋》的作者和读者群分布很广泛,除大专院校外,还散见于社会各个行业和阶层,其共同点是有忧世情怀,除自己的专业外对社会政治等多方面的问题感兴趣。   

龙源期刊网:有人说,《书屋》的编者甘于寂寞,不喜显山露水,其作者也多是不“阿世媚俗”的精气内敛、气度厚重之人。是这样的吗?

  

胡长明:办《书屋》特别需要安静,需要集中精力思考问题。编辑心态太浮躁,太急功近利,是办不好杂志的。《书屋》的作者中,有许多安贫乐道之人。我拜访过各地的一些作者,当中确有高人。他们有的名气并不是很大,但有深厚的学养和非凡的才情。像北京的蔡禹僧先生,住在丰台区一个简陋的房子里,每天坚持读书写作,兼练书法,俨然像个“大隐”之人。他在哲学、政治学、文学、史学、艺术等多方面都有见地,属于“腹有诗书气自华”一类。   

龙源期刊网:现在的书评,绝大多数都是赞美文章。不留情面的批评文章,一是不好写,二是不好发。发出来弄不好还会官司缠身。所以,很多作者和这类刊物,都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书屋》在这方面的情况如何?

  

胡长明:书评类的文章,《书屋》发表得不少,有的很尖锐。我们的选稿标准是“理据充分,击中要害”,只要说得在理,并没有特别可怕的地方。那些不谈学术、专搞人身攻击的书评,以及吹捧性的书评,我们是不会发表的。湖北有位作者揭露某位作家的抄袭行为,采取文本对照的方式,铁证如山。《书屋》将此文发表后反响强烈。   

龙源期刊网:“作为一个编辑,每天应该问自己一句的是:这篇稿子如果能发,你发了吗?你没有因为自己的胆怯而畏缩吗?如果没有,他就可以安心了”,周实还说过这样的一句话。这也是《书屋》编辑部向来的工作作风,对吧?

  

胡长明:对于好的稿件,编辑急于发表的心情丝毫不亚于作者。只要能发,我们当然不会辜负作者和读者的期待。编辑要讲职业道德和职业水准。耽误了能发表的好稿件,这是编辑的罪过。   

龙源期刊网:有这样的声音:《书屋》的国际视野尚欠缺,在这点上,需要向《读书》学习。您怎么看待这样的声音?

  

胡长明:一本杂志的承载量总是有限的。《书屋》立足于本土关怀,当然以讨论中国的问题为主。《读书》杂志以介绍境外前沿的学术成果见长,这个工作很有意义,但《书屋》做不来。再者,我们有这样一种认识,即人文学科无论怎样发展,终脱不了“人性”二字。   从古至今,人性的变化是极小的。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生物学早就没人关注了,但其政治学、伦理学至今还有许多学者引用和参考,可见人文学科和自然科学不一样,人文学科有更强的继承性和“保守性”。最新的不一定就是最好的。   自文艺复兴以来,人类精神文化在几个世纪中加速发展,形成了若干基本的,有普遍价值的精神财富。到二十一世纪,守持和创新,两者不可或缺。人类是不耐烦的生物,现在更不耐烦了,全世界崇拜的是速度。在这种状况下,守持显得尤为必要。   中国传统文化讲“主敬”,所谓“敬”便是专注、耐烦之意。放在今天,“主敬”是个伟大的思想,需要我们去弘扬。相对于《读书》杂志,《书屋》是慢了半拍,但我们并不怎么着急。所谓“国际视野”,要看是从哪个层面上去讲的,不可笼统而言。   

龙源期刊网:《书屋》从创刊至今,广告非常少,而杂志本身的印刷要求又非常高,使用的纸无论是封面还是内文,都是国内难得一见的考究。这样一来结果是,难赚到什么钱。对于这一策略,《书屋》有没有想过去调整以适应当今的市场经济社会?

  

胡长明:《书屋》很少刊登广告,但并不代表我们不想做广告。《书屋》要做广告,内容是要挑选的,即要与文化有关,否则对杂志的品位和书卷气是个冲击。这个事情我们正在考虑,只要有合适的合作伙伴,我们就会做起来。   

龙源期刊网:在几年前,《书屋》就已全文上网,您如何看待传统刊物上网?会不会有纸质期刊的发行量因此受到影响的担心?

  

胡长明:对于纸质媒体和网络的关系,人们现在谈得较多是两者相冲突的一面,而较少注意到两者还有相互促进的一面。二十世纪初,无线电和有声电影出现后,有些人惊呼它们将夺去报刊、书籍的地位,可实际上有了这些新发明后,报刊的宣传推广更方便了。所以要辩证地看。   

我觉得办杂志,那种身份意识还是少一点好,否则把自己封闭起来了

  

龙源期刊网:《书城》主编吴士余将目前读书杂志的困境归因于读者的浮躁心态:“现在许多人沉不下心来读书,倒是对一些世俗的东西很热衷”;文化界有人却认为,中国读书杂志太“专”、太“深”,最终失去了普通读者。对此,您是怎么看的?

  

胡长明:《书城》主编吴士余先生的看法有一定的道理。中国人将读书功利化的思维很明显,普遍缺乏阅读的兴趣和习惯。这一点,上海的周泽雄先生曾有过尖锐的批评。我有几位读研究生的同学,工作后便很少看书了,有的甚至一年到头不看书。一问他们,便是“现在读书还有何用”。受过高等教育的尚如此,遑论其他?   中国的读书杂志是有太“专”、太“深”的毛病。我曾是《读书》杂志的热心读者,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读书》杂志亲切有味,温暖了无数读书人的心灵。但现在的《读书》杂志颇为艰涩,找不到过去的感觉了。所以读书类期刊,包括《书屋》,都有一个为读者着想的问题,要在可读性上下功夫 。   

龙源期刊网:《书城》曾几度停刊。作家薛涌曾指出,《书城》失败的最大原因是错把“文人”当“人文”,尽管刻意模仿《纽约客》的知识分子趣味,但只是靠找一些气味相投的人来写稿,久而久之脱离了社会。《书城》早期的创办者、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李天纲曾向媒体谈过《书城》存在的问题:重新出版的《书城》装帧十分豪华,增加了成本,造成中层读者的流失。《书城》的“大作家、大作者”路线常常“把读者吓跑了”。您同意他们的说法吗?从《书城》身上,有没有给《书屋》带来某些启示?

  

胡长明:《书城》几经变更,中间的细节我不大了解。我觉得办杂志,那种身份意识还是少一点好,否则把自己封闭起来了。现在不少知识分子有一种居高临下的心态,其实对社会很不了解。学者要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尚处于何种历史方位,切勿一办刊物就讲国际视野、精英气派。   我们接手《书屋》的时候,虽然在内容上有些调整,但基本风格还是前后一贯的。作者群体的培养,要“结识新朋友,不忘老朋友”,既要有名家和骨干作者,又要着力培养新作者,不断有新面孔、新气息出现,全靠名家是不行的。   

龙源期刊网:人文刊物最核心的东西是什么?如何看待人文刊物的学术性和大众性的矛盾?

  

胡长明:人文刊物最核心的东西,是要坚持守持传播与不断创新的统一。对于比较成熟的东西,人文刊物要通过适当的方式传播给社会。只要回顾一下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就不难发现,知识界的成果很难惠及普通民众,体内循环的现象十分严重。现在的大学学报,可读性有待提高。不然的话,不要说社会上没有什么人订阅,就是大学内也没有多少人看。   

龙源期刊网:当今社会充满了娱乐的精神,人们思考的精神却越来越少,人文刊物逐渐被边缘化。对于它的未来,您是否会担忧?

  

胡长明:当今社会是充满了娱乐的氛围。人们对深层次的精神安顿问题关注很少。不过思考总是人的一种本能,所以人文期刊即使在未来也会有市场,当然也会伴随着分化与重组,淘汰与更新。   

龙源期刊网:著名作家肖复兴说,目前人文刊物大多苟延残喘,很多都处在自生自灭的状态。您认为,人文刊物的出路在哪里?

  

胡长明:人文刊物在目前的处境的确很艰难,有的甚至旋起旋灭。关于人文刊物的出路,这个问题很复杂,涉及许多方面。关键在于刊物与社会的互动做得如何。人文期刊的繁荣,首先依赖于开放、宽松的社会环境。其次与从业人员的职业水准也大有关系。所谓职业水准,主要指编辑对本专业的学术研究水平,而非指对编辑工艺流程和一般规律的熟悉。一个对历史缺乏研究的人,不可能成为一个高水准的历史学编辑。人文期刊是“内容产业”,特别需要研究型、专家型人材。编辑要有与作者对话的能力。钱钟书说,一个好的编辑是一个“不轻易让别人写得出东西的人”,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内容产业”被一种技术性思维所笼罩,不利于引导编辑认真读书,提高专业知识水平。目前中国出版界的学术水准与大学形成了严重的不对称现象,这个现象值得高度关注。   

龙源期刊网:根据第四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我国国民阅读率持续走低,并首次低于50%。有识之士无不为此感到忧心。对于提高全民的阅读率,您有什么建议吗?

  

胡长明:中国国民缺乏阅读的兴趣和习惯,一方面是观念问题即将读书功利化,认为读书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得眼前的利益,至于读书对涵养心性、提升生活品质的作用,多半未曾梦见。另一方面也与生存状态有关。在广大底层民众还在为生计苦苦奔波的时候,要想在社会上营造读书的浓厚氛围,暂时还不太现实。要提高全民的阅读率,首先要在社会上造成一种讲真话的氛围。出版业的繁荣对社会环境的依赖性非常之大。书刊的水准提升了,全民阅读率也会随之提高。   

到《书屋》谋饭,是因缘际会

  

龙源期刊网:您是历史学博士出身。到《书屋》来,并从编辑做到执行主编,对您来说,是一件很自然而然的事,对吧?

  

胡长明:我原来在老《书屋》上发过文章。2001年《书屋》重组,需要新编辑。那时我正好博士毕业,正在找工作。最后到《书屋》谋饭,也算是因缘际会。   

龙源期刊网:有人说,中国不缺才华横溢的作家,却总是缺少有一颗坚毅的心的出版家和编辑家。对此,您是否认同?您也是一名出版家和编辑家,您如何评价自己?

  

胡长明:编辑是一个好的职业,从中可以学到不少东西。有人说,编辑是为他人作嫁衣裳,当然有道理。但也不完全是这样。我根本算不上什么编辑家和出版家,一切都还在学习之中。   

龙源期刊网:您曾单独或与人合作出版过《韶山毛氏族谱》、《毛泽东遗物事典》、《毛泽东家世图系》、《毛泽东青春岁月》等书稿;另外,还在省级以上学术期刊发表有关毛泽东、周恩来生平思想及中国近现代史方面的论文50余篇。对于毛主席和周总理,您是不是有着特殊的情感?

  

胡长明:我曾经在韶山毛泽东纪念馆工作过很长时间,做过研究室主任。我对学术和文化的兴趣是在韶山培养起来的。因为工作的关系,我的研究方向也主要在中国近现代史方面。我的博士论文,是对毛泽东和周恩来进行比较。这个课题难度很大,我只能是勉为其难。书在2005年才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前后也印了两次。 亲爱的读者:   就以上访谈内容,如果您还有想了解并希望主编回答的问题,请给我们发邮件,我们将向主编及时转达您的问题,并尽快回复!   Email: cchuanxing@163.com   感谢您的关注!                                    责任编辑蔡凛立         本文版权属龙源期刊网,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并与本站联系   Email: cchuanxing@163.com

作者

胡长明 《书屋》

1965年9月出生。2001年获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博士学位。先后任韶山毛泽东纪念馆研究室主任,《书屋》杂志编辑部主任、执行主编。  1993年以来,曾单独或与人合作出版《毛泽东与周恩来》、《毛泽东家世图系》、《韶山毛氏族谱(注释本)》、《毛泽东青春岁月》等书稿,另在《史学月刊》、《学海》、《求索》、《湖南师大学报》、《首都师大学报》、《民主与科学》、《党史博览》、《书屋》、《中国教育报》等报刊上发表有关毛泽东、周恩来生平思想以及中国近现代史方面的论文5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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