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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大法制”概念，加大关注现实力度

龙源期刊网：在众多以“文学”直接命名的文学刊物中，“啄木鸟”这个刊名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它有什么样的寓意？从1980年创刊迄今《啄木鸟》已经历了26载春秋，请您回顾一下它所走过的道路。

张曙：《啄木鸟》是公安部主管、群众出版社主办的一本大型公安法制文学刊物，创刊于1980年底，刊名是请茅盾题写的（这是茅盾生前题写的最后一个杂志刊名）。当年选“啄木鸟”做刊名，取其“护林除害、森林卫士”之寓意”，它对这本法制文学刊物来说，非常贴切和形象。 　　创刊二十多年来，《啄木鸟》发表了一大批脍炙人口的佳作。如果你是老读者，你不会忘记《追捕“二王”纪实》、《傍晚敲门的女人》造成的洛阳纸贵，你也肯定记得《天网》、《抉择》引起的广泛轰动；如果你是新读者，《背叛》、《黑白道》等等一定让您不忍释卷，而同名电视剧更是热播大江南北。《啄木鸟》在获得广大读者认可的同时，也获得了诸多荣誉：连续多届获得全国“金盾报刊奖”，荣获“全国百种重点社科期刊”、“国家期刊奖提名奖”，所刊载作品除了多次获得“金盾文学奖”、“五个一工程奖”外，更摘取了中国文学界最高奖——“茅盾文学奖”。 　　做为公安部主管的一本大型文学刊物，《啄木鸟》与警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多年来她被大家誉为“文坛武警”，为维护稳定、增强法制意识，发挥着她独特的“软性盾牌”的作用。 　　《啄木鸟》有着辉煌的历史，20年前，她就创造了期发量180多万份的“奇迹”，究其原因，跟她强烈关注现实、关注火热的公安生活不无关系。公安题材的热点往往既是文学的热点，又是一个社会大众关注的焦点。《追捕“二王”纪实》成为街谈巷议的共同话题，就是典型的一例。 　　自上世纪90年代初文学失去了所谓的“轰动效应”之后，《啄木鸟》与其他文学刊物一样也经历了一个发行量明显下滑的过程。冷静地看，她的发行量下滑是必然的，也是文学刊物自然功能的复位。随着公众审美意识的觉醒和审美需求的提高，文学刊物还会赢得读者的青睐，还会逐步收复失地，再创辉煌。 　　当然，文学刊物也要尊重一般的期刊发展规律，媚俗或是孤芳自赏都没有出路。如今，《啄木鸟》在坚持文学艺术品位的同时，也开始注重文章的可读性，增强读者意识，同时加大营销工作的力度。说到底，杂志作为一个文化产品，也是一种特殊商品，也是需要读者认同的。希望经过杂志社同仁的共同努力，我们能够将《啄木鸟》这个品牌的优良传统发扬光大；希望这只“幸福之鸟”、“安宁之鸟”能够飞进千家万户，飞向全国，飞向全世界！ 　　

龙源期刊网：“关注社会现实，打造一流的公安法制文学期刊”为《啄木鸟》的办刊目标，《啄木鸟》对这个“一流”是如何定义的？

张曙：所谓“一流”，我理解就是处于最好之列，前提是先苦练内功，做到优秀，只有优秀刊物才能称之为一流。从文本质量上说，在公安法制文学领域，我们可以说是已经站在一个比较高的高度；但从整个期刊科学运作的角度及品牌建设的角度来说，我们离一流刊物还有很大的距离，需要我们花大力气、下狠功夫去学习、去追赶。 　　

龙源期刊网：目前《啄木鸟》的主要竞争对手是《东方剑》吧？

张曙：纯粹的公安法制文学刊物并不多，除了《啄木鸟》外，还有上海的《东方剑》、福建的《警坛风云》等。后来报刊整顿，《警坛风云》等给停办了。目前刊物定位于“公安法制文学”的就只有《啄木鸟》和《东方剑》了。《东方剑》现在的主办单位是上海文艺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有着很好的期刊集团优势和比较成熟的期刊运作经验。与其说我们和《东方剑》是竞争关系，不如说是并肩作战的战友，《东方剑》原来的主办单位是上海市公安局，和我们是同一系统的，都站在公安法制文学这面大旗之下。让法制文学赢得更多的读者，是我们共同的目标。竞争是难免的，但我们合作的空间远大于竞争的市场，我们不是此消彼长，共同繁荣才是我们的关系基调。 　　期刊这个市场太大了，我们的份额还都比较小，我们两家应该一南一北相呼应，我们期望将来能够更多的与《东方剑》合作，共同为公安法制文学呐喊，让她走得更健康、更成熟、被更多的读者所认同。 　　

龙源期刊网：2000年《啄木鸟》由双月刊改为月刊后，新辟出一些阵地向更多的非公安战线或非公安题材的作家们开放，吸引更多的作家加入到公安题材的创作中来，此举会减弱《啄木鸟》的公安特色吗？

张曙：这个问题需要解释一下。《啄木鸟》从她诞生的第一天起，走的就是面对大众、市场发行的路子，题材并不局限于公安题材，作者也不限于公安作者，要说起来，非公安作者倒似乎更多一些。上世纪80年代，当代不少知名作家就曾为她撰稿，比如白刃、顾工、从维熙、刘心武、张志民、严寄洲、邵燕祥、理由、王朔等等，大家关注法制问题的角度也比较丰富，作品的主人翁也并没有局限于公安民警。尽管她确实在承担了一些为重大公安典型宣传的任务。 　　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公安作家队伍的日益成熟，《啄木鸟》发表公安作家的作品相对来说是逐渐多了起来。最近这些年，我门编辑部在进一步加强优秀公安文学作品组织的同时，强调拓宽组稿范围，引入“大法制”的概念。所谓“大法制”，就是符合“弘扬依法治国时代精神，倡导以德治国文明理念”办刊理念的优秀文学作品，都在我们的关注范围之内。 　　事实上突出公安形象的塑造，而又不局限于公安题材，是《啄木鸟》一以贯之的做法，是《啄木鸟》的传统。 　　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地坚持《啄木鸟》的办刊宗旨，关注法制建设，关注公安战线，继承传统，勇于创新，拓展新的题材领域，更多地关注法律边缘的题材和人物，发掘更多的新的主题和作品。 　　

龙源期刊网：2000年《啄木鸟》由双月刊改为月刊后，还有哪些重大的调整？

张曙：改为月刊主要是为了适应激烈的期刊市场竞争，随着社会生活的节奏的加快，以反映社会生活为对象的文学作品也必然要跟上她的节奏，特别是纪实文学作品，缩短刊期，是为了让作品及时面对读者。尽管我们强调纪实作品的深度报道，但刊期过长，很可能会把一道菜新鲜的味道给抹去。缩短刊期，其实跟我们杂志强烈关注现实的原则也是切合的。 　　改成月刊以后，随着关注现实力度的加大，一批优秀的纪实作品涌现就是证明。当然，调整刊期之后，也给虚构的纯文学留下了更多的版面空间，给读者更多的文学精品去欣赏。 　　

龙源期刊网：《啄木鸟》有没有改成半月刊的想法？

张曙：目前市场上的文学刊物以月刊为主，这并不意味着文学刊物改为半月刊就不可行，但至少要具备两个前提条件： 　　1、加强品牌建设力度。品牌的号召力要到位，改成半月刊，意味着读者要掏更多的钱去买这本杂志。缺乏必要的品牌信任度是难以想象的。 　　2、加强编辑队伍和发行队伍建设。要改半月刊，工作节奏无疑会加快、工作量也会相应增加，需要调整编辑流程，也需要更多的编辑力量。 　　在短时间内《啄木鸟》还不具备这两个条件，所以编辑部暂时没有这方面的打算。 　　

目前办刊主要的着眼点，还是在抓刊物的特色，抓精品工程上

龙源期刊网：《啄木鸟》封面图案比较简洁、独特，对封面的设计是如何考虑的？

张曙：《啄木鸟》原来的封面基本上走的是传统的路子，一片森林或是情态各异的啄木鸟，简洁朴素大方，但是形式的意义大于内容的价值，共性大于个性，放在哪一期都可以用，跟当期的内容没什么内在的关联。期刊零售的激烈竞争态势要求办刊把每期的亮点、卖点要凸现出来，从而刺激零售读者的购买欲望。基于这方面的考虑，我们策划封面“换脸”。 　　2005年底，我们用公开竞标的形式，对2006年的封面设计方案及内文版式进行招标。一共有8家专业设计公司参加了竞标活动，一共设计出17套封面及内文版式样稿，最终经过领导专家评审，确定了中标方案，并在中标方案的基础上进行了必要的修改调整，形成了现在的模式。 　　新的方案体现了我们的设计理念：把茅盾题的“啄木鸟”与获奖标识以及英文刊名等辅助信息有机结合，组成《啄木鸟》杂志封面的特色标识，这个特色标识每期是不变的，就如企业的logo一样。这个标识视觉冲击力比较强，具有鲜明的个性和易读性，有利于《啄木鸟》品牌形象宣传的延续性。而封面的主体图画则是通过电脑手绘的手法，结合每期杂志的主打作品而创作的，注重文章标题背后的更深层次的思想挖掘。手法既克服了直白表达方式的简单化，又不失形象可感，大多是运用比喻或是象征等手法揭示主打文章的主题或是题材特色，让人回味，引起读者对文章阅读的强烈期待。内文的版式简洁大方，插图生动、形象，较好地诠释了一些关键细节，给读者更深刻的印象。 　　这样的改革，让我们在形式上缩短了与流行期刊的视觉审美距离。例如，今年第3期的封面图画为在茫茫的大海上出现了一组三角帆，三角帆暗示了鲨鱼的存在，在鲨鱼对于海上航行的危险性是不言自明的，她形象地暗示了该期主打文章《中国乡官》主题：对于改革大潮中的中国基层乡镇干部来说，阻力、障碍和危机随处可在，需要他们不畏艰险，大胆改革，小心求证，谨慎推进。 　　

龙源期刊网：这些封面设计是由《啄木鸟》编辑人员共同策划的吗？

张曙：是的。我们与一家设计公司签订了合作协议，在确定了每期的主打稿件之后，设计人员和我们相关编辑要对文章主题、风格进行充分的交流，达成一致意见，再着手设计；出样后，再征求发行人员和编辑们的修改意见。一个封面往往要经过四五次改稿才能定样。 　　

龙源期刊网：你担任主编后，除了对《啄木鸟》杂志封面“换脸”外，还有哪些新的考虑？

张曙：目前办刊主要的着眼点，还是在抓刊物的特色，抓精品工程上。《啄木鸟》作为一本文学刊物说到底还是要靠优秀的作品说话，离开了好作品，一切都谈不上。多年来，《啄木鸟》走的就是内涵发展的道路，这个路子是正确的。现在刊物林立，要占领一席之地，就要树立并且强化自己的办刊特色，抓刊物的特色建设，抓精品工程建设，应该说使我们的当务之急。落实到实际中，就是把特色栏目办成“精品栏目”。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一手抓选题策划，主动出击，捕捉好的题材信息，组织作家深入基层“随警作战”，撰写现实感很强的作品；一手抓作者建设，把擅长法制文学题材的作者团结到杂志的周围。“两手抓”目前初显成效，我们的“特别推荐”、“好看小说”、“大案要案”、“外国推理探案”的转载率都是比较高的，除了稿件质量的因素，特色感比较强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啄木鸟》要拥有更广泛的读者市场，只有强化自己的特色，在“特”和“专”上下功夫，杂志的品牌才能更具号召力，杂志才能有更好的发展空间。 　　

龙源期刊网：作为中国公安系统惟一大型公安法制文学期刊，《啄木鸟》有哪些资源优势和特色？

张曙：《啄木鸟》是一本由公安部主管的杂志，和公安机关有天然的血脉关系，都姓“公安”嘛，所以在涉及公安的信息资源方面，我们应该说是有一些便利条件。应该承认这是我们的优势之一。与不少地方公安宣传干部的密切联系，公安内部网站的使用，使我们有了“顺风耳”和“千里眼”，即使得到了不少有益的信息。公安作家队伍的壮大和成长使我们的作者队伍更加强大起来，他们有“随警作战”的便利条件，又有创作的实力和冲动，一些反映公安基层生活、充满生活气息的作品，源源不断地丰富着我们的稿源。更有热心的各地公安系统内的读者，主动给我们提供各种人物、案件信息，使我们策划稿件时有了好中选精的可能。这些都对我们办好杂志提供很大的支持。 　　其二，自创刊以来，我们受到不少知名专业作家的支持和呵护，他们把自己的得意之作提供给我们发表，无形之中提升了杂志的品位和知名度，为杂志的良性发展发挥了重要的聚众效应。 　　其三，《啄木鸟》创刊二十多年，推出了一大批脍炙人口的公安法制文学佳作，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刊物特色。与一般文学刊物相比，她强烈的时代感、干预现实的色彩和纪实风格使之别具一格，而与时事政治或是新闻类杂志相比，她表达方式的文学化又使之具有一种生动感人的美学风格。独特的题材和表现风格使得《啄木鸟》在法制文学爱好者中有着一定的影响力。 　　其四，这里特别提一下案件报道，《啄木鸟》的“大案要案”、“纪实作品”、“尘封档案”等栏目都与案件报道有关。可以说案件报道是《啄木鸟》的一大资源优势。《啄木鸟》要求案件报道有别于一般案件通讯，那就是把案件报道写成了文学作品：一方面她强调用细节说话；另一方面，写案子不是就案论案，而是写案子和写人物相结合，把人物的性格刻画和命运走向放进作品，把对案情的关注与对案中人终极的人文关怀结合起来。在凸现案件报道社会意义的同时，强调案件纪实文学的文学体裁特质。 　　

龙源期刊网：“除了公安法制大案要案类纪实作品、精美杂文随笔以外，《啄木鸟》的重点栏目还有‘好看小说’”。“好看”的标准是什么？《啄木鸟》如何让自己的中短篇小说从众多文学期刊中脱颖而出的？

张曙：之所以冠名“好看小说”这个口号，最初的动机应该是为了强调小说的可读性，但这并不是说只要有可读性就可以了。从忽视读者感受到重视读者的审美接受，应该说是媒体读者意识的一种觉醒。小说作为文化产品，说到底是要通过阅读才能实现她的各种功能的。因此“好看”所代表的可读性是小说作品被有效传播的重要前提条件之一。强调“好看”，有利于提醒编辑人员在组织稿件时，不单只是从编辑的角度来选择稿件，而要更多地站在读者的角度、消费者的角度来审视作品的美学价值。当然，作为一本刊物，要有引导读者的社会责任；作为一本文学刊物，还要保持她的文学品位，“好看”并不意味着放弃对作品思想性和艺术性的把关，而是更好地把握可读性、思想性和艺术性的有机统一，力争为读者提供精品力作。 　　思想性、艺术性和可读性的标准问题，在我们这里是并重的关系。历史上，我们可能比较注重从思想性和艺术性角度把握作品的质量，而忽视了作品的可读性，忽视了读者的审美接受过程对作品的重要意义。现在强调作品的可读性，是纠偏之举，所以提出“好看”的口号。实际上，“好看”的作品不一定是好作品，不一定是一流作品，而真正的精品之作，真正的一流作品一定是好看的作品。 　　

力求深度报道，强化市场运作

龙源期刊网：创刊二十余年来，《啄木鸟》以其独特的眼光、胆识和理念，发表了《追捕“二王”纪实》、《傍晚敲门的女人》、《昙花梦》、《天网》、《陈龙传》、《孤儿泪》、《抉择》、《尘缘》、《黑白道》、《背叛》、《使命》等一系列脍炙人口、震撼人心的优秀作品，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而且作品频频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等刊物选载，《啄木鸟》何以好稿源源不断？

张曙：一是靠《啄木鸟》多年来积累的人气，一批有实力、有影响的作家与我们杂志长期合作，彼此有感情，有信任的基础，对栏目的风格、作品的定位有共识。杂志社也尽量为作家提供了必要的服务，比如为重点作家出书、出文集，联系作品影视版权转让业务等等。使得一些作家的作品在我们这里实现二次甚至三次销售，扩大了作品的社会影响，也增加了作家的经济效益。 　　二是紧跟时代步伐，不断推出新人新作，严把稿件质量关。 　　更重要的原因是，火热的公安生活和日益受到重视的法制进程，为作家提供了宝贵的创作素材。生活创作的源泉，公安民警在刀尖跳舞，他们富于传奇性的战斗生活在当代题材中独树一帜，这使得公安法制题材的创作有了得天独厚的优势条件。而人们对于一线民警传奇人生的解读欲望以及越来越多的人法制意识的觉醒，也为这类题材的作品提供了必要的读者基础。有丰富的生活基础，必然会涌现越来越多的优秀作品。而我们作为编者要做的就是当好发现者、推荐者的角色。当然发现和推荐也需要花功夫，努力做好。保持《啄木鸟》比较高的品格和形象，这是我们的责任所在。 　　组织策划好稿是我们每一个编辑工作努力的目标。这种追求是永无止境的，我们要努力发现更多、更好的佳作奉献给广大读者。 　　

龙源期刊网：《啄木鸟》如何把好作品的关？

张曙：对于纪实作品，要过三关，一是选材关，就是选择的报道对象要够典型、够分量，在同类题材中有自己的特色，有代表性，要能引起读者足够的关注和兴趣；二是要通过细致深入的采访，获取大量第一手资料，力求深度报道，揭示报道事件背后的东西，给人启迪；三是讲求叙事艺术，突出文学性，突出真情实感，作品要能感动人、打动人，让读者在审美过程中接受作品的意蕴，而不是通过渲染暴力的、色情的东西来吸引读者的眼球。 　　对于虚构的纯文学作品，除了题材范畴的把握之外，就是前面讲过的思想性、艺术性和可读性的有机统一。 　　除了常规的审稿外，我们还要把握公安宣传纪律、保密纪律等特殊的规定。 　　在具体审稿中，我们严格执行国家新闻出版署规定的三审制，确保作品质量关。 　　

龙源期刊网：如何看待目前《啄木鸟》的经营机制？

张曙：目前《啄木鸟》的经营与传统文学刊物的经营模式大致相当，邮发收入是主要经济来源。这样的模式远远落后于兄弟期刊，所以改革势在必行。对于《啄木鸟》的文本质量，我们还是有自信的。关键是怎样才能让更多的人了解《啄木鸟》，接近《啄木鸟》，我们要考虑让公众接触杂志的新路径。 　　目前我们正在进行一些有益的尝试，比如“借船出海”，与一些有影响的大报联系借网发行；通过开展问卷调查、有奖活动等形式，逐步建立我们的读者数据库；开展网络宣传，利用网络这个平台，做品牌宣传，同时加强与受众的交流，扩大读者群体；加大与贵网的合作，争取提高我们在贵网的点击率；此外，加大广告组织力度，吸引企业到我们杂志来做广告，适时开发电子产品等等也是搞活经营模式的努力方向。 　　相信通过多样化的努力，日渐成熟的《啄木鸟》会获得更多的市场回报。 　　

龙源期刊网：《啄木鸟》一直以编发法制文学作品为主，是期刊细分市场中受益的一例，有没有想过通过进一步将市场细分，来获取更多的利益空间？

张曙：这个问题提得很好。期刊品牌林立，哪一块市场属于我们，是值得认真研究探讨的。我们的读者没有明显的性别差异、职业特点、年龄区间，他们的共同点只是爱好相似。这对我们开展有针对性的营销策略，提出了比较高的要求，难度很大。目前还没有明晰的思路和办法，还得求教于大方。也希望得到广大读者的指点。 　　

获奖不是办刊的目标，但获奖是对办刊人来说是一种重要的肯定和回报

龙源期刊网：2000年《啄木鸟》编发的作品《抉择》荣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该作品的责编获“茅盾文学最佳编辑奖”，这两个奖项对《啄木鸟》有什么意义？

张曙：“茅盾文学奖”是中国文学届一项至高大奖，有作品获此奖项，对于《啄木鸟》来说，当然是一种很高的荣誉。获得“茅盾文学最佳编辑奖”，对于责编本人来说也是很高的荣誉和奖励。 　　这两个奖项，无疑会增强《啄木鸟》办刊人的荣誉感和自豪感。也为我们的工作确定了一个很高的目标和努力方向。 　　我们希望通过实践精品战略，推出更多的优秀作品，获得更多的国家级大奖。 　　

龙源期刊网：除了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外，《啄木鸟》还多次荣获国家“五个一工程奖”、“全国百种重点社科期刊”、“国家期刊奖提名奖”，您怎样看待这些奖项的获得？

张曙：应该说，这些奖项的获得是与《啄木鸟》几代人的努力分不开的。《啄木鸟》这支团队在2000年获得公安部集体一等功，就充分说明这支队伍所具有的战斗力和奉献精神。 　　获奖不是办刊的目标，但获奖是对办刊人来说是一种重要的肯定和回报；这些年，我们获得不少荣誉，也得了不少奖杯，但我和编辑部同仁有一个共识，那就是，相对于金杯银杯，我们更加看重读者的口碑。把读者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是我们永远不变的承诺。 借这个机会，我要感谢《啄木鸟》的前辈、感谢我们杂志社的同事们，他们为《啄木鸟》奉献了太多太多的东西。在《啄木鸟》这个大家庭中，大家比的是贡献大小、奉献多少，很少有人计较个人得失。许多编辑下班常常还要拎一口袋的稿子回去修改，你说这伟大吗？谈不上，很多同仁也都这么做。但长期坚持下来，这些平凡的习惯就塑造了不平凡的品格。 　　办好一本杂志，不是靠一个人或两个人的力量就可以完成的，它需要是一支有战斗力的队伍，需要团队精神，要靠大家互相感染、互相鼓励和互相帮助，共同努力才能完成。 　　作为编辑，金钱利益与我们没多大的关系，个人功名也和我们没多大的关系，但是作为这个先进集体中的一员，我们像对待自己的眼睛一样的珍视《啄木鸟》的荣誉，因为它是我们的精神寄托！我们愿《啄木鸟》飞得更高，飞得更远，飞进千家万户。 　　

龙源期刊网：请您介绍一下“啄木鸟文学奖”？能否评价一下她的意义？

张曙：很多杂志都设有自己的奖项，以在自己刊物上发表的作品为选稿范围进行评选，目的是为了鼓励作者创作精品，同时也是为了巩固作者队伍、扩大品牌号召力。“啄木鸟文学奖”也不例外。 　　作为全国公安文学艺术联合会下属的文学专业委员会常设的办事机构，我们正在策划推出一项大奖赛以取代“啄木鸟文学奖”，她的评奖范围会更广，影响也可能会更大。希望她的启动和运作对于公安文学创作能起到更大的推动作用。 　　

如果说“特别推荐”的长篇小说是重武器，那么侦探小说就是一束手擂弹

龙源期刊网：“公安法制文学”作为文学这棵大树上的一枝奇葩，请您向读者具体介绍一下这种文学形式。它的构思和创作与一般文学形式有什么不同？

张曙：是不是可以把以公安政法系统干警、治安积极分子为主要表现对象，以公安法制生活为主要表现内容的文学作品统称为公安法制文学。 　　公安法制文学是从题材分类角度来讲的，在创作上除了遵循一般文学创作规律外，也有一些她自身的特点，比如一般都巧于设置悬念，具有较强的故事情节性，矛盾冲突比较激烈，具有明显的外部冲突行为；主题往往集中在正义与邪恶的斗争、罪与罚的较量或是情理法的纠葛等方面…… 　　我国公安法制文学的历史并不长，真正当代意义上的公安法制文学又是伴随着人民公安事业的诞生和发展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公安法制文学非常年轻，只不过50多年的历史。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一个全新的伟大时代是当代公安法制文学的真正助产师。 回顾当代公安法制文学的发展历程，我们不难发现她大致经历了这么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当代公安法制文学的发轫期，从建国的1949年至文革前的1966年，又称“文革”前十七年；第二阶段，是当代公安法制文学的萧条期，从1966年至1976年，即“文革”十年；第三阶段从1977年至今，为当代公安法制文学的复苏——发展期。 　　

龙源期刊网：50多年来，公安法制文学取得了哪些进展？

张曙：新时期特别是新世纪以来的公安法制文学发展成果是有目共睹的，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公安法制文学拥有了自己的载体和阵地。公安法制文学的长足发展和取得的成就使她成为当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此，公安部及其所属的群众出版社、人民公安报社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虽然作为一个文学分支，公安法制文学的发展还远未到波澜壮阔的程度，但是其展现的潮头已訇然作响，有声有色了。公安部成功举办了多届全国性的“金盾文学奖”；《人民公安报》副刊刊登了许多优秀作品；历史悠久、声誉卓著的群众出版社为各种体裁的公安法制文学作品提供了广阔的舞台，组织编辑出版了一系列公安法制文学精品之作。公安法制文学期刊从无到有，也迅速发展起来，《啄木鸟》和《剑与盾》（现改名为《东方剑》）以及已经停刊的《警坛风云》都发表了不少公安法制文学作品，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而其他一些公安刊物，也都陆续推出一批公安法制文学佳作，诸如《人民公安》、《人民警察》、《警方》、《河南公安月刊》、《警探》、《水晶石》等优秀期刊，都为公安法制文学辟出了专栏，尽管一些省级公安期刊在2004年被停办了，但不能否认它们对公安法制文学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正是由于多方面的努力，公安法制文学的创作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受到重视，得到普遍的支持，使得公安文学在全国范围内蓬勃发展起来。 　　其二，培养和造就了一支数量可观的作家队伍。全国公安文学艺术联合会首批发展的会员中文学专业委员会会员就有200多名。这些会员尽管不是专职作家，但在工作之余，他们拿起笔来描写火热的公安生活，表现人民卫士的风采，抒写自己对生活的感受，展现对人生理想的执着追求，创作了一批优秀作品。这些作家，他们熟悉自己的生活，熟悉身边的战友，他们已经创造和正在创造出无愧于这个时代和火热公安生活的艺术作品。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公安法制文学之所以形成今天的喜人局面，离不开社会上的一些专业作家、名作家的介入和关注，如从维熙、张贤亮、彭荆风、张平，还有李宏林、钟源等很多作家，他们为此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正是大家的共同努力，才有了公安法制文学可喜的局面。 　　其三，公安法制文学为当代文学的繁荣与发展做出了独特的贡献。比如：对崇高的呼唤和表现，公安法制文学与崇高的审美品格有着天然的血缘关系，当主流文学中的一些作品远离崇高的主题时，公安法制文学一方面在全景式地观照人生，表现人民警察的人生境界，以及生活际遇中的凝重感、苦涩感；另一方面，又通过创造具体生动的艺术形象，反映在错综复杂的罪与罚的矛盾斗争中生命的壮阔与伟大，通过描绘出一幅幅美丑尖锐对立、正义与邪恶生死较量的壮丽图景，展现人民警察的崇高人格。再比如公安法制文学独特的雅俗共赏的叙事方式，在当代文学中也是颇具特色的，丰富了文学的表现形式。拿侦探小说来说，它就比其他文学样式，比一般小说更注重讲故事，特别是讲故事的技巧，“悬念”、“巧合”、“伏笔”的使用和创新，使小说情节跌宕起伏、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引人入胜，富于传奇色彩。公安法制文学对于当代文学的贡献还在于，她为我们提供了一大批具有高尚情怀、充满智慧、富于献身精神的人民警察形象。 　　

龙源期刊网：发展到今天，公安法制文学存在哪些问题？

张曙：一是作品数量多，但是精品少。尽管公安法制文学创作与时俱进，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公安法制文学作品，即使是获奖的作品，在艺术水准上与“茅盾文学奖”、“老舍文学奖”等文学专业奖项的水准和要求，都还存在着一定的距离，应当引起高度的重视。 　　二是创作队伍的整体素质有待提高。公安法制文学作品整体质量不高的根源之一，就是创作者整体素质还有待提高。由于作者大多是“半路出家”的非专业作家，而且身处公安一线，无论是文学观念、创作理论，还是艺术技巧、艺术品味，都还缺乏一定的修养和积累。有的作者缺乏把火热的公安生活转化为具有艺术魅力精品的能力，或者说这种能力还不够强。公安生活是公安法制文学的创作源泉，提高创作队伍素质，除了加强艺术修养之外，还要深入公安基层，贴近公安生活，积极关注公安改革，将自己的创作激情、灵感融入到公安生活中去，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创造出充满时代英雄精神和警察个性魅力的文学形象来，创作出无愧于这个伟大时代的艺术精品来。 　　三是公安法制文学作品存在着文化底蕴、科技含量、知识含量和文学含量不足的问题。 　　

龙源期刊网：侦探小说作为公安法制文学的一类，以情节跌宕、充满悬念吸引大量读者，它是否为《啄木鸟》的重武器？

张曙：侦探小说为文学大家庭中别具特色的一种样式，具有审美和娱乐双重功能，拥有广泛的读者群体。作为公安法制文学一种重要的表现样式，侦探小说是《啄木鸟》关注的重点之一。 　　《啄木鸟》的“探案与推理”、“外国推理探案”分别刊载中国原创侦探小说和国外侦探小说精品，这两个栏目是我们杂志较有特色的栏目，在杂志的整体栏目建设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一直受到读者的广泛好评。 　　但与我们杂志的“特别推荐”、“好看小说”、“大案要案”等栏目比起来，目前它还处在一个相对次要的位置。如果说“特别推荐”的长篇小说是重武器，那么侦探小说就是一束手擂弹。哪一天我们的侦探小说创作质量赶上欧美、日本的水平，它无疑会成为我们的重武器。但这并不是说，我们不重视侦探小说，恰恰说明我们需要在这方面花更大的力气组织优秀的侦探小说精品，以满足读者这方面的需求。 　　

龙源期刊网：作为侦探小说的发表平台，《啄木鸟》在林林总总的文学期刊中，因其独特的个性令人刮目相看。《啄木鸟》的侦探小说是否代表中国侦探小说的最高水平？

张曙：我认为中国的侦探小说还处在一个萌芽发展阶段，还很不成熟，就像一个人还处于孩童时期，在这种情况下，讨论哪些侦探小说是不是中国侦探小说最高水平，好像有点滑稽。 　　为了促进中国侦探小说的发展，我们愿意做一个不遗余力的鼓吹者，推出新人，发表更多的侦探小说新作。希望更多的人关注我国的侦探小说创作，希望更多的作家创作侦探小说作品，希望实力派知名作家涉足这个领域，为侦探小说的发展推波助澜。 　　除了发表原创的中国侦探小说，我们还开辟了“外国推理探索”栏目。为什么开这个栏目？一来把国外优秀的侦探小说精品奉献给读者；二来也含有“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想法，想借此打开一扇窗户，刺激我们的侦探小说创作不断提升水平。 　　

龙源期刊网：我国侦探小说创作的现状如何？和欧美、日本等国相比，差距在哪里？

张曙：在欧美和日本，具有世界影响的侦探小说作家，我们可以列出一个较长的名单，比如艾伦·波、柯南·道尔、艾勒里·奎恩、莫里斯·勒布朗、阿加莎·克里斯蒂、乔治·西默农、松本清张、森村诚一、夏树静子、赤川次郎等等，也可以列出一系列脍炙人口的侦探名篇：《福尔摩斯探案全集》、《玛丽·罗杰神秘案件》、《金甲虫》、《亚森·罗平在狱中》、《侠盗的罗曼史》、《尼罗河上的惨案》、《东方快车谋杀案》、《十三个谜》、《十三个罪犯》、《人性的证明》、《野性的证明》、《青春的证明》、《点与线》、《隔墙有眼》、《零的焦点》、《日本的黑雾》、《侦探物语》、《爱情物语》、《少女的故事》、《蒸发》、《住宅的悲剧》、《天使不见了》、《变性者的隐私》、《罪犯的现场证明》、《案件的假象》等等，福尔摩斯、亚森·罗平、波洛等典型形象更是成为智慧的化身而深入人心。 　　如前所说，我们的侦探小说创作还处于发轫期，一些作家作品也达到了一定的水平，但还没有出现中国的艾伦·波、柯南·道尔，没有我们的松本清张、森村诚一，也还没有像福尔摩斯、神探波洛、亨特那样的人物形象诞生。究其因，有文学传统的原因，有作家素养方面的原因，也有民族文化差异性的因素。 　　就拿作家素养来说，以爱伦·坡为例，萧伯纳曾声称：“美国出了两个伟大的作家——埃德加·爱伦·坡和马克·吐温。” 爱伦·坡天性聪颖，博闻强记，学业成绩门门优异，体育方面也都在行，举凡击剑、骑马、游泳，无一不精。他对拉丁文和法文很感兴趣，又喜欢涉猎历史、物理、生物和天文，精通数学、化学和医学，酷爱拜伦、雪莱、济慈、摩尔、柯勒律治等大诗人的作品，甚至还学会了用拉丁文写写诗。《金甲虫》、《你就是杀人凶手》、《被盗窃的信》等五部小说成功创造了五种推理小说模式，塑造了业余侦探奥古斯特·杜平这一艺术典型。爱伦·坡被誉为“侦探小说的鼻祖”，可以说得上是奇才。 这样的综合素质，是我们的侦探作家望尘莫及的。这就是差距。 　　尽管差距很大，要解决的问题很多，但是我们坚信，中国的侦探创作一定可以迎头赶上，这只是时间问题。我们拭目以待。 　　

龙源期刊网：那您预测中国的“亨特”什么时候才会出现？

张曙：熟悉公安生活的人，他的文学功底可能有欠缺；文学素养好的人，他可能不熟悉公安生活。也许把只有把个人素养和熟悉生活这两点结合好，才会产生我们的一流的侦探小说作家，才会出现我们的“亨特”。这个时间我们希望越短越好。 　　

龙源期刊网：博尔赫斯说，在我们这个混乱不堪的年代里，文学也在趋向混乱，然而侦探小说仍然保持着固定的写作模式，保持着经典著作的美德，所以应当捍卫侦探小说这种文学体，它正在一个杂无章的时代里拯救秩序。您认同他的观点吗?您认为经典侦探小说的美德是什么?

张曙：社会的多极化、文化的多元化必然会使文学创作呈现出多样化的局面，创作个性的张扬又强化了这一点。文学的秩序原本就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也必然是随着文学创作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变化而变化的，不能用原有的秩序标准来限制发展了的创作现实。 　　美德是对一个东西道德价值的认同和评价。侦探小说一直以维护法律尊严、弘扬正义正气、惩戒违法犯罪为己任，它维护的是法律原则、社会秩序和传统美德，这种价值取向决定了经典侦探小说文本的美德，这也是一个侦探小说作家社会责任感之所在，是应该大力弘扬和提倡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保持侦探小说美德，增强当今作家的社会责任意识，对于文学的健康发展应该是大有裨益的。但我并不能认为侦探小说本身就是混乱文学世界的救世主。 　　

龙源期刊网：有这样的一种观点：侦探小说虽然在西方世界风靡一时，但它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不高，社会价值也不很大，很少能列入世界文学名著之林。对于这种观点您是如何看待？

张曙：侦探小说列入世界名著之林的还是有不少的，《福尔摩斯探案全集》、《尼罗河上的惨案》、《东方快车谋杀案》、《人性的证明》、《野性的证明》、《青春的证明》、《蒸发》等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福尔摩斯探案全集》甚至影响了一代人的成长。当然侦探小说的模式化是比较显著的，外部特征比较明显，这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限制了她的取材范围、创意、形象塑造以及人性开掘深度。尽管如此，并不妨碍其中杰作攀登世界文学之巅。而且，作为备受大众欢迎的一种文学样式，它不断地突破自己，建立新的写作模式，创造新风格，讲述新故事，始终为大众所喜爱。它广泛地被阅读、被传播本身就说明了其巨大、不可或缺的文学价值。 　　重视、发展侦探小说，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发展文学多样化的重要性；侦探小说精品的推陈出新，也说明了侦探小说发展的丰富性和可能性。 　　侦探小说有它生存的价值和独特的魅力，她也许拯救不了文学的“混乱”，但一定有一个光明的发展前景。 　　

龙源期刊网：近年大众通俗刊物发行量迅速飙升，有统计资料显示，上海的《故事会》发行量达650万份，湖北的《今古传奇》发行量达200万份，《啄木鸟》也曾创下180万份发行量的骄人业绩。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严肃文学的节节败退和向通俗文学的靠拢。有资料显示，安徽的《江淮文艺》改名为《通俗文学》、天津的《新港》改名为《文娱世界》、北京的《评论选刊》改名为《热点文学》。这是否意味着通俗文学取代严肃文学为未来文学期刊的发展趋势？

张曙：目前我国期刊有9000多家，其中文学期刊占了10％左右，即800至900家，但目前生存状态比较好的不到100家。这些令人痛心的数字表明文学期刊整体生存状况的举步维艰。但是，严肃文学期刊有办的好的，通俗文学期刊也有办的成功的。一些目前老牌文学刊物《十月》、《当代》、《小说选刊》、《收获》等发行量都不低，天津的《小说月报》更有30多万份的发行量。它们是中国文学界举足轻重的文学期刊，发表过非常多的优秀作品，影响过一个时代。它们还继续重要的先导与经典作用。同时，在中国现行20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有一些新兴文学期刊浮出水面，形成了新的品牌，如河南的《小小说选刊》发行量55万份，上海的《萌芽》发行量达到40多万份，《佛山文艺》月发行量接近100万。这些刊物市场的成功是由于定位准确、适应了市场运作的规律，进行了市场细化。文学期刊确实面临如何突出自身特色、增强品牌意识及经营机制、经营理念、网罗人才和编辑思路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解决得好，杂志的发展就值得期待。 　　严肃文学刊物和通俗文学刊物都拥有各自的读者市场，都有自己生存的权力和空间，都要解决提升质量、引导读者、适应市场的问题，谁向谁靠拢转移不是问题的核心所在。 　　随着人们对文学审美需求的增长，无论是严肃文学还是通俗文学期刊，整体上都会有一个上升的趋势。但就个体而言，市场优胜劣汰的规律肯定会发生作用，一些刊物难以为继，甚至被淘汰出局也是在所难免的。 　　因而，对我们来讲，增强忧患意识和品牌意识，拓宽办刊思路，探索经营规律是一个比较长期的发展课题。 　　

《啄木鸟》是我们集体的精神家园，对于《啄木鸟》而言，我也许只是一个过客

龙源期刊网：作为主编，您感到更多的是辛苦，还是快乐？作为公安法制文学期刊的主编，您感到更多的是沉重，还是欣慰？

张曙：策划编辑一本好杂志，是几乎所有期刊编辑的理想。有时，编辑一部好作品所带来的快乐，可以抵消很多的辛苦；看到期刊的进步，哪怕是一点点可喜的变化，所带来的欣慰，可以抵掉很多烦恼。作者是红花，编辑就是绿叶，大量的工作是默默无闻的。编辑工作就是有苦有乐，苦中作乐的活儿。只有喜欢并热爱这份事业，才能获得更多的快乐。 　　我们每天面对的作品中有大量愚昧、无知、不懂法、不知法、不守法、知法犯法、令人发指的行为，作为编审者的心情无疑是沉重的。这份沉重正说明了我们的工作是非常必要、非常有意义的，会增强我们的责任感，以一种比较自觉的状态去做好工作。 　　

龙源期刊网：终日面对稿件里许多善与恶势力的抗衡，您都有什么感触？您是如何理解“善”与“恶”？如何看待公安这一项事业？

张曙：只要有人群的地方，就会有善恶的较量。善的力量大一份，恶的力量就会小一份，老百姓的安全感就会多一份。某一些场合，比如小偷偷东西，大家不作声，对于挺身而出与犯罪分子作斗争的行为的冷漠让人悲哀。社会需要更多的人把自己善的力量拿出来，汇聚成一种不可战胜的正义的力量。我们坚定正义必胜的信念。希望通过所有媒体的呼吁，大家勇于与黑恶势力做斗争。 　　在和平时期，人民警察是最危险、牺牲最大的一种职业。为维护稳定、为人民的生命安全而牺牲奉献的公安民警、政法干警不计其数，他们是我们社会在和平时期最可爱的人。宣传他们的典型事迹、为他们树碑立传、为公安事业鼓而呼，我们义不容辞，我们心甘情愿。 　　

龙源期刊网：编辑公安文学稿件，尤其是纪实稿，会有许多让人沉重的话题，工作之余您让自己放松的方式是什么？

张曙：聊天和侍弄花草。 　　与人聊天、交流，是一种很快乐的事，无论是不同意见的辩论还是相似意见的共鸣，都可以加深对一些问题认识理解，聊天的过程是了解别人思维的过程，可以汲取别人的思维成果，也是理清自己思路的过程。聊天中，朋友的新观点、新思路可以营养我的思想，可以滋润我的精神，对我来说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 　　我在家种了不少花草。回到家中，置身花草之间，剪剪枝，浇浇水，会松弛精神，忘却烦恼，这对身心健康是大有裨益的。 　　

龙源期刊网：请介绍一下您自己好吗？您觉得自己有哪些优势？有没有想过在《啄木鸟》一直做下去？

张曙：除了在学校读书，我做了3年教师，10多年编辑。呆过两个编辑部，一个是江苏的《警方》编辑部，一个就是《啄木鸟》编辑部，幸运的是，这两家编辑部都是荣记公安部一等功的单位。先进的集体、敬业的同仁，给了我不少鞭策和鼓励。 　　我常常觉得自己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生活待我不薄，让我的爱好和职业结合在了一起。除了爱好和兴趣，我实在谈不上什么优势，因此我常常担心，由于自己的水平所限影响《啄木鸟》事业的发展；好在有出版社党委的坚强领导，有作者朋友们的大力支持，有一支坚强的编辑队伍，有广大读者对《啄木鸟》的厚爱。希望为《啄木鸟》的腾飞，贡献自己的一份微薄之力。 　　至于在《啄木鸟》待多久，这不是我个人决定的事，但我对于《啄木鸟》的感情不会变。《啄木鸟》是我们编辑部每一个编辑的精神家园，对于《啄木鸟》而言，我也许只是一个过客。我珍惜这份经历，它最终会成为我人生的美好回忆。 　　

龙源期刊网：您如何看待《啄木鸟》获得龙源“2005年底中文期刊阅读欧美排名前100杂志”这一奖项及与龙源的合作？

张曙